郭怡孮的花鸟画创作，真正让人感受到一个“大”字，画幅大、形象大、气势大、内涵大。映衬如此热烈昂扬画面的是大自然的壮美和时代生活的繁荣，体现出深厚民族文化积淀所勃发的大气象。

中国花鸟画怎样走向现代？怎样成为当代文化的载体？这是郭怡孮长期以来所思考和实践的课题。郭怡孮的创作与他的理论、他在中央美院的教学是密不可分的。他有一种使命感。他努力创造属于他自己、更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程式。所谓“程式”，即是艺术家探索并掌握了的用相对稳定的艺术方法表现自然、自我的规律。它包括独特的艺术结构、笔墨语言和情感、价值取向，又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建立、发展破立的过程。

郭怡孮认为，“新程式”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经典程式中、在大自然的丰富形态中寻找和发现新的生存空间，见人之未见，发现新的天地。而这种创新的核心要使中国花鸟画具有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既包括内容，也包括技法、形式。在技法方面，他提出“技法重组”、“重彩写意”，主张“不择手段”，广为吸收，多元发展。这也正是近代花鸟画创新的出发点。从上世纪初起，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画面向大众，面向生活，进行全面改革，人物山水画变化较快，而花鸟画现代意识的觉醒和表现，则有更大的难度。针对这一难题，郭怡孮在创作上予以突破——以主题直觉形象性回应社会性，以主体环境壮美感来体现时代感。

在主题性花鸟画创作中，他继承了齐白石的《和平颂》、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李苦禅的《夏荷图》、郭味蕖的《惊雷》等优秀创作传统，兼顾思想的深刻和主题的完整，使艺术形象独立、鲜明。他创作的《日照香江——为1997年香港回归而作》，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时的创作冲动。他“画紫荆花，用矿物质颜料和金属颜料，表现辉煌庄严和秀丽，采用截断法构图，舍去老干粗枝，使花叶如瀑，迎日探水，增强了画面的欢快和力度”。

以主体环境壮美来表现现代意识则是郭怡孮的突破，且融主体与环境为一体。他曾经登临一个太平洋的小岛，“见岛上野生芦花一望无际，阳光灿烂，海风吹来，片片芦花如万帆涌动，与海共舞。我落笔之际，胸中浪涌波翻，腕底自生风浪，大笔横扫一气布成阵势”，创作了《与海共舞》这件名作。《赤道骄阳——我的内罗毕宣言》是画家造访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环境总部后的有感而发，是画家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发出的呐喊。画面上大片的刺桐树，火红如烈焰，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呼唤人们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当郭怡孮把花朵放大、色彩加艳、加大其视觉量和表现状时，一些人开始并不习惯。他幽默地说，电影史上刚出现特写镜头时不也把人吓一跳吗？而看到他那种鲜活、瑰丽的大花时，一位参加过抗日的老画家兴奋地说，对，对，就是这样，当年我用鬼子的钢盔在太行山上营地门前种出来的百合花就有这么大，这么好看。

在这一系列的创新背后，是郭怡孮“大花鸟意识”的觉醒。他认为画家通过富有情感和生命的花鸟形象，表现客观世界与主观体验，这种创作方法是“大花鸟意识”。它具有客体的生命自律、主观的精神感悟、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的社会深度，其本质是一种人文关怀。何海霞先生看了郭怡孮画展后对他说道：“我向你祝贺，你拥抱社会，拥抱自然，拥抱生活，这是你的心态。”

郭怡孮把这一价值取向，更推向于“一种整体精神和气质美，那蓬勃的山野之气和生生不息的精神”，一种浩浩荡荡的平民意识。他把这一发展趋势概括为“从野草也是我的花园到大麓画风”。《淮南子》曰：“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这种天人合一、浩然大气的境界，正是郭怡孮要传达的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