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83岁的法籍华裔油画家赵老可谓尽人皆知；在当代世界画坛上，赵无极先生更属抽象绘画艺术的“领衔”之帅。
一
去年夏末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应赵老之约，前往巴黎14区荣瓦街附19号，拜访这位蜚声全球的艺术大师。当我步入僻静优雅的荣古瓦街，刚刚向路人提及“ZAOWOUKI”时，人们立即指向一幢面街无窗的赭红色小楼———巴黎人都知道，“荣古瓦街”恰因拥有赵老的宅邸和画室，才著称于世。
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赵老，见到我满面笑容：“上个月我摔伤了手，每天要去打针。今天怕耽误你的访问，特地提前从医院赶回来。呵呵……”的确，老人右手背上还贴着纱布，我心头为一颤，幸亏老人的笑声，稍释了我的不安。
在赵老及他那快人快语的夫人弗朗索瓦兹·马尔凯引导下，我们通过精巧的小电梯到他四楼的画室去。狭窄的电梯间中央，放着一把椅子，上面铺有皮毛坐垫。“我怕在电梯里万一停电，这样就好坐一下。”赵老笑着对我解释。
蓦然，赵老那独有的笑容使我惊呆了。他眯着弯弯的双眼，脸上所有的线条流畅而舒展，道道曲线如同欢笑的山泉，透明而优雅，令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怎能拥有这样纯真的几近儿童般的笑容！是他对生命具有超然的解读，还是命运对他厚重的的优渥？“画家赵老的笑，本身就是一幅看不够的油画”。一道谜团在我心底悄然升起，那是美妙抒情并让人顿生圣洁之感的谜团。
赵老把我请进他那100多平方米洁净整齐的画室。室内无窗，只有一面硕大的长方形天窗，从屋顶投下均匀的柔光。天窗下，是赵老尚在创作中的几幅色彩纯净的油画。墙边，参差不齐地陈设着10多幅已经完稿的作品。“我的这间画室因在巴黎市区，所以较小；我在外地那间画室比这儿要大很多。”赵老环顾四周，挥动右臂比划着，又笑了。
我们落座的茶几房，是一排低矮的书案，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上百种厚薄不一的画集，均为赵老多年的累累硕果。随“著作等身”这个词在脑海中刹那闪现，眼前的画集似乎幻化成一位巨人伟岸的身影。
侍女夏娃小姐送上醇香的咖啡。征得赵老同意后，我打开数码摄像机的镜头，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
二
“我14岁考入杭州美专学西画。老师是吴大羽和潘天寿。朱德群比我低一班，吴冠中比我低两班。记得当时潘先生总要我临摹古画，我不太同意，就乱抹几下，气得老师要开除我，还是校长林风眠先生把我留了下来。在国内时，我不太接受传统中国画的观念，感到中国画多半是死的东西。不过，我喜欢傅抱石的作品，当时他在北大教书，他的画对我有很好的影响。”
毕业后，我在杭州艺专任教6年。林风眠要我改变风格，我不太同意。我习惯于慢慢地变。这时，我选中了艺术之都法国，因为法国既保持传统，又有创新的东西；而在美国，别人总催“快点变”，我很不适应。”
1948年4月1日，我从上海乘“安德列·勒庞”号邮轮，36天后抵达法国，并从马赛转道巴黎。我当银行家的爸爸给了我3万美金作为留学经费。我在巴黎的蒙帕拉斯租了一间房，与后来声震全球的雕塑艺术家贾科梅蒂相邻17年。贾科梅蒂在后期曾奇怪于我风格的变化，问我‘你为何从写实的风格变为抽象？’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自己不满意了，自然就变了。’”
“初到法国，我每天要学法语，还要和各国画家一起喝咖啡，交流艺术感受，然后就是画画。当时法国的中国人很少，我比较孤独，就不断地结交朋友，不仅与法国画家有着频繁的来往，还认识了不少美国画家。当然，这与我刚来时只会说英语有关。”
赵老用稍带上海口音的国语，笑呵呵地向我娓娓地叙述着他的身世。
“记得离开中国之前，我曾崇敬地临摹过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的作品。没想到我法国南部的画室，居然一度比邻于毕加索的画室。这位当时已届八旬的老人，一心沉醉于绘画之中，连孩子都不要见。但他对我非常亲切，每次我们在画廊见面时，他都热情地招呼：‘矮个子中国人！’若我不在，他也会问：‘那个矮个子中国人来了吗？’还有画家米罗、马蒂斯，对我也好得不得了。后来，我一直与马蒂斯的儿子开的画廊合作得很好，直到他去世后，我才让马普画廊经营自己的作品。这几位大师对我都很有影响：毕加索的结构、马蒂斯的颜色、米罗的开放观念……，都启发了我对空间自由处置和掌握的能力。”
赵老细眯着笑眼，忘情地回顾往昔：“只是他们有个毛病——喝酒太多。呵呵……”“您也喝酒吗？”我印象中，许多画家都嗜酒。“我年轻时偶尔喝一点，后来不喝了。”赵老笑笑：“但我喝咖啡。只是要放‘假的糖’”。说着，他从托盘中取出一只精巧的扁盒，捏出两粒洁白药片似的糖精，掷进他的咖啡杯并关切地问我：“你要吗？”“谢谢，也两粒。”我点点头。老人便向我的杯内也捏入两粒。
喝了一口咖啡，赵老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倏然起身，从书案那堆画集中取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本白色封面的画册。
“你看，这上面有毕加索为我题的字。”画集扉页上，毕加索黑色亲笔签名赫然在目，特别是毕加索临摹中文的“赵无极”3个字，间架稳健，笔划流畅，令人惊叹。
“旁边的印章，还是吴昌硕为我刻的呢。”这又是惊人之语。赵老说着笑眯眯地起身，弓下腰在抽屉里执意为我翻寻吴昌硕当年为他雕刻的名章。抽屉内，红红的一片尽是各式印石。老人一时翻找不着，抽屉内“咯咯”地响个不停……
我低头端详：画册上那方由中国明末清初著名国画家、篆刻家吴昌硕所制的篆体名章以及享誉世界的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的手迹，一时竟让我有些恍惚，仿佛突然坠入飞速旋转的时空隧道。赵无极——这位艺术家，仿佛随便从其脑海中采撷任何一个片断，可能便是极其珍贵的历史和文化的经典记录。在他身上，该凝聚着多少重要历史文化名人的岁月印痕，又该拥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史料……
三
“我们祖宗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尤其唐宋。中国艺术十分强调‘气韵’，但传统的东西也要创新。”赵老说：“作为我而言，将自己在祖国带来的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互相融合，是自己探索的必经之路。不同的是，我的这种融合是一种慢慢地融合。我需要对西方艺术真正地了解，还要使自己的观念与大自然紧密融合，从而产生新的灵感，这样才可能走出自己的新路。”
“我还认为，画画不要取巧。”赵老强调：“所有大画家的路都是艰难而实在的。我画画时，从不先将自己圈起来，总是顺势而变。我画的速度很慢，尽管每天上午9时半到下午6时半我都在画室，但一年我只画15张。”
在赵老引领下，我参观了他的一批作品。摆在正前方的是3幅未完成的油画，均约两米多宽、一米多高。赵老说，他时而画这幅，时而画那幅，“对哪幅有灵感了，就画哪幅。”
我细心地品味着艺术家这难得一见的新作，如饮佳酿。仿佛空灵的意象在流动，无声的声音在荡漾。抽象的画板上，或普蓝色，或墨绿色，或明黄色的大调子下，覆盖着飞扬流动的笔触，掩映着复杂多变的色彩和块面。
“我画画时，从不把自己预先圈在一个既定的范围里，而是放开思路。”赵老笑眯眯地盯着我，似乎判断着我是否真正地理解他的作品。
我知道，赵老1985年曾回中国，第一次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讲学，但那次“讲课效果相当令人失望”。他回忆道。直至1997年5月，他随希拉克总统访华并在上海举办展览，才稍有“我终于被接受了”的感觉。因此，对于中国人是否能懂他的作品，并非很有信心。
“我喜欢您的作品。”恰好我不仅在欧美多国及国内举办过23次个人画展，对抽象艺术更是颇有兴趣。
“那好哇。”赵老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索性指着其中一幅尚未完成的作品，开门见山地请教：“请结合这幅画，具体谈谈您的创作方法。好吗？”
赵老宽厚地笑了。他指着画幅中那块蓝黑相间的厚重色块说：“我用颜料有时候厚，有时候薄。但画起来却没有事先完整的构思，而是信马由缰，想到哪儿画到哪儿……”
事后，从久居巴黎的画界朋友处得知，赵老有个知名的“私癖”——从不向人透露自己绘画的点滴方法，也不允许别人、甚至他夫人观看他的创作过程。但我的“冒失”提问，居然没被回绝，还得到大师“耳提面命”般的解答，纯属“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
赵老又指着其中一幅油画道：“这幅已被法国驻德国大使订购了。后来，他又看中了旁边那幅，把那幅也订购了！呵呵……”自己的作品能获得知音的欣赏，画家自然很高兴。
“那么，您的作品是由固定的画廊经营吗？”我问。
“是的。”老人回答：“我的画主要靠画廊经营，有些也进入了博物馆，还有些被个人收藏家收藏。台北有位收藏家，非常喜爱我的作品，收藏了80余幅。他把我的画保存得很好，一幅也没有卖。他准备以后为我办一个个人纪念博物馆。2003年初，有家博物馆将举办我的个人作品展，其中一半作品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在美国，也有专门收藏我作品的收藏家。不过，最好不要直接认识收藏家，因为那样画廊会忌妒的。”老人有点狡黠地一笑。那笑，依然可爱之极。
“告诉你哟，”赵老突然睁大眼睛：“2001年美国纽约‘9·11’事件前三天，我还在纽约世贸大厦底层的一家画廊，忙着我的画展呢。谁知回到巴黎才三天，大厦就永久地消失了。你看险不险。”一丝惊恐掠过老人的眼眸，瞬间又被庆幸的笑意取代。
四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其间，我们的谈话频频地被电话打断。看得出，赵老虽然闭门在家，实际与社会仍有紧密联系。他对每个电话都非常喜悦，接电话时那灿烂的笑容从未间断。
我起身致谢并欲告辞。赵老忙说：“等等。我送本画集给你。你要哪本？”他指着书案那座小山般的画集。
“非常感谢！就赐一部最新版的吧。”
“好，今年刚出版的这本最全面，把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的作品都搜集进去了。”说着，老人端过一本精美的“大厚砖头”，从结实的封套中抽出画册，翻开扉页，热情地题写诸如“指教”这类的谦语。其情诚挚，令人动容。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画集，正欲离去，老人又叫住：“这本我也送给你，因为你也是画家。”他指着茶几上那部白色封面的有毕加索亲笔题字并盖有吴昌硕篆体印章的画集。话音刚落，老人就趴在茶几上，在那本画集的扉页上又写起谦语来。
我感动不已地接过沉甸甸的两部画集，内心顿生暖意。我感受到这位伟大艺术家对来自国内晚辈的那份力重千钧的信任与关爱。
在赵老家中院落的一侧，坐落着一座不大但已染满绿色铜锈的雕塑。见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赵老深情地说：“这是我前妻的遗作。”
赵老的前妻陈美琴女士，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雕塑家。她于1972年病逝，时年42岁。几十年来，亡故的前妻，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不朽的青铜雕塑的眼睛，在这座充满绿色生命的院落里，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心爱的丈夫一步一步攀援至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峰巅。或许，赵老的许多艺术灵感，正来自其前妻这座不朽的雕塑。
赵老的小院落，绿影婆娑，高低不一的乔木和灌木及各种珍稀花卉，把周遭装点得生机盎然。“这都是我夫人弗朗索瓦兹种的。她喜欢侍弄花草。”弗朗索瓦兹是一家博物馆馆长。她于1977年和赵老结婚。“我是因为她逗人的小鼻子和小巧的脚丫而娶她的。”老人开玩笑道。我们眼前，一株红枫高达十多米，直蹿到四层楼房的顶上。“这是我和弗朗索瓦兹几年前从加拿大带回的小苗，现在都超过房顶了。真快啊！”
老人笑眯眯地看着，讲着，自己竟也陶醉其间。（邱朝达摘自《中外文化交流》余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