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访谈

时间:2009-03-18 16:46:43 | 来源:博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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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值:张仃先生,您画出的让您自己激动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是什么时候的?

张仃:上小学之前,五六岁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东北虽偏僻,那时红白喜事还是很风行,有钱人的家中死了人的时候,常常会扎很多的纸人纸马做道场,抬着这些纸人纸马的队伍加起来有一两里路那么长。我的家乡是个小镇子,有一座庙。是什么庙我忘了,一般烧纸人纸马都在庙前烧。小时候,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一有人家出丧,烧纸人纸马的我就跑去看。有一次,我回家就拿出我的哥哥们上学的彩色粉笔,在两扇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的场景——我们家原来是没落地主,有两扇很大的黑色大门,东北地主的宅院旁边还有炮楼。画完后,我哪里知道这个事不吉利,不知道。画被我的家长看见了,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不在家,那时他在张作霖部队里做一个文书,他还在部队。是我的族长看见了,把我训斥了一顿,让我赶紧擦掉。

灰娃:当时他特伤心,因为他喜欢这个。

张仃:我喜欢画人很多的场面,我的家中屋子里有隔断,中间用木板隔开的。这个木板约有一丈见方。我冬天不能出来,有两个地方可以画,一个是玻璃上上霜,我拿火柴棒在玻璃上画;另一个是在木板上画。我特别喜欢画大场面,打仗的。那时,直奉战争,东北与湖北在打仗呢。结果,画完后,我母亲又把我训斥一顿。她说:“你父亲在军队里头,画这个不吉利,打仗是要死人的。”叫我把它擦掉了。

张值:您兄弟几人?

张仃:我是老五,兄弟七人。我的母亲是续弦,前面三个哥哥的母亲死了,我父亲又娶了我母亲,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儿子,我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弟弟十八、九岁时得肺病死了。我的几个哥哥都已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弟弟,我弟弟比我差十岁,是最小的弟弟。

张值:您是十五岁那年来北京的吗?

张仃: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那时我十五岁,就进关了。当时,我的家乡被日本人占了,中学不能上,我父亲托一个认识的人带我到北京来,让我考中学。但是,同时有一个私立的美专,公立的美专已经不招生了,他们准备南迁放弃北方。结果我考上一个私立的美专,校长是张恨水,写小说的。那时,我也考了中学,两个学校都录取了。考美专我还记得很清楚,共录取了五、六十人,我考了第十四名。考上以后呢,我父亲主张我上中学,说,我再困难也帮你继续上学。美专必须中学毕业才能考,我是以同等学历考的,因为画的成绩好录取的。在那种情况下,我说我要进美专。

张值:那您父亲同意吗?

张仃:我父亲本来也喜欢画画,还喜欢书法!他爱结交这些朋友。但是,我想学美术,他却不赞成。他说:“这要挨饿的。”后来,我告诉他,这个美专的文凭相当于大学文凭。父亲一听挺高兴的,但他说,他只能付一次款,给了我200块钱,以后就没有钱给我了。我进学校半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我是学校里最穷的。这时学校的校董叫刘半农,写文章的。因为我的成绩比较突出,他看过我画的一些画,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介绍当时的《世界日报》,让我半工半读,我给《世界日报》设计广告,就是一个小编辑吧!这样我就半工半读就等于不上学了,只是有时去学校旁听。工作要占半天的时间,每月拿30块钱,这30块当时对我来讲就不少了。

张值:在美专的第二年,您因为什么事被逮捕入狱?

张仃:我组织了左翼美联,这个美联刚刚组织起来,我到一个同学家里——这个同学是搞电影的,叫凌子风,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是我美专的同学——我到他家去玩,结果叛徒带着宪兵跟到他家把我抓起来了。

张值:您父亲知道吗?

张仃:父亲还不知道,当时就把我们抓到宪兵三团去了,让我写悔过书,要我承认是受共产党指使。我不能写,如果写了在社会上没法做人哪。他们说:“你不写就要送到南京去判刑”。就这样把我送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父亲才听说我出事了。他到北京来看我,同学对他讲:“他被特务抓走了。”我父亲没有看见我,就回东北去了。我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关了三个月,后来判了三年半有期徒刑,改送苏州反省院,这样我在苏州住了一年半。

张值:在反省院里,您当时心情如何?

张仃:我当时年纪很轻,不在乎;相反的,我很高兴,监狱的生活对我也是一个体验,反省院里给画画的犯人发了许多笔墨纸张,让我们画画。他们希望你用画画来洗脑。结果,我用这些材料画了很多抗日的东西。我跟看守的关系不错。在反省院呆了一年,我画了30多张画。从反省院出来,看守帮我想办法把画都带了出来。我回到北京就找老同学办了个画展,是在中南海旁边的中学,现在叫艺文中学。从艺文中学一进大门就有个展览厅,可以办展览,租金很便宜。我们当时一共是三个人开了一个联合展览。

张值:那个老同学是谁?

张仃:张振仕,在我们学校教素描的,这个人也死了;另一个叫周维善,也死了。

张值:您出狱以后呢?

张仃:开完画展,小报上还介绍了,对画展评价还很好,但是,我还得生活,没法生活呀!当时,我的校长张恨水在南京办了个小报《南京人报》,这个人是带有自由色彩的文化人,这家小报有时也批评国民党。我就从北京去南京找他去了,我想在他的小报上画漫画。他说:“我已经用了一个人了,是金陵的当地人”。他又说:“这样子,我给你介绍些关系吧!”于是,他介绍了一个当时在东北呆过的南京人给我,此人在《中国日报》——国民党部队上的报纸——工作;又把我介绍到《扶轮日报》——铁道部办的一份报刊,这个报副刊的编辑是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我就给《扶轮日报》画画,给《中国日报》画得少些。《扶轮日报》是隔一天用一张,一张1块钱。但是,一个月15块钱不够我生活;一个小报给你一个月30块钱,开销又太大。这时候,我看到上海有漫画杂志,当时那里的漫画杂志有四、五种之多。我就给上海投稿,投了几张画,在上海有了影响。我常给上海的漫画杂志画封面,一张封面就15块钱,所以,我算起来一个月也有30块钱的收入,就这么对付着生活。

张值:这样的生活大概有多长时间?

张仃:一直到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救亡协会,就是李公仆、邹韬奋他们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队,漫画宣传队领队是叶浅予,他从上海出发,有六、七个人到了南京,我就加入了漫画宣传队,后来去了延安。

张值:您在延安从事什么工作?

张仃:到延安,我也没介绍信,也没有通过办事处去,延安并不欢迎我留下来,要经过审查才行。我没办法,便找先到延安的熟人,他们说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就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这样,毛就把这封信转给周扬,让他给我安排工作。我那时二十一、二岁吧!就在鲁艺当教员,当时是最年轻的教员;因为他们知道我在上海画过画,我把我的简历告诉毛泽东了,结果我成了鲁艺最年轻的教员。但是,鲁艺当时很左,我并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一度回到重庆,找老朋友,打算办一个刊物,办个美术杂志。但一到重庆就赶上了皖南事变,没办法,又返回延安。

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一起回延安。一个叫艾青,我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另一个叫罗烽,东北的一个小说家。他们的家属已经到延安了。在重庆,周恩来同志说:“张仃,你不是在西北呆过吗?”我是在榆林呆过,在西北时,我还有国民党的假护照。后来,我们在护照上填上他俩的名字,把他们两个人也带到延安。经过宝鸡的时候,有两个写文章的,一个叫严辰,原《诗歌》的主编,他妻子叫陆非,他俩都是江苏人。再加上他们两个人,一共五人,化妆成国民党的官员,这样就又回到延安。回延安以后,鲁艺的环境我不喜欢,就调到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到了文抗有个老乡作家萧军,他在那成立鲁迅研究会,让我做鲁迅研究会的艺术顾问。他出些鲁迅的书,我帮助设计,这样我就呆在了文抗。后来,文艺整风,康生他们搞抓特务,把文抗解散了。解散后,一部分党员进党校了,把我分配到青年剧院搞美术。灰娃当时在青年剧院,那时她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儿童演员。我就在青年剧院呆了两年,青年剧院的环境比较好。青年剧院是哪儿领导的呢?叫延安的联防军政治部和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叫萧向荣,这个人很有学问。后来,萧向荣就把我调到联防军宣传部去了,那儿成立了一个美术组,一共四、五个人,让我去做组长。我就给他们画画,一直到抗日战争。

张值:在鲁艺时您教什么?

张仃:教创作课。

张值:您现在看不看画展?

张仃:我很少看画展,也很少出门。

张值:您喜欢的中国画家有哪些?

张仃:上海的朱屺瞻、黄宾虹、齐白石,我最喜欢黄宾虹,其次是朱屺瞻。

张值:您喜欢张大千的画吗?

张仃:我不喜欢,张大千这个人商人气太重,刘海粟这个人画得也不错,但这个人巴结官方,我本来与刘海粟也有些来往。后来,他一来就要住钓鱼台,我对他的这一点很讨厌,后来就不来往了。

张值:您对林风眠的画怎么看?

张仃:是不错的,林风眠这个人就是太受西洋人的影响多了一些,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少了一些。同辈的,我比较喜欢李可染的东西。

张值:中国古代的画家呢?

张仃:中国古代的好画家很多了,我比较喜欢荆浩、关仝,特别是后来的倪云林,这些画家我都喜欢。还有黄子久、董源、范宽等都很好。

张值:清朝的画家您喜欢吗?

张仃:清朝没什么好画家,哦,我就喜欢一个石豀,石豀的比较拙。

张值: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书法的?

张仃:我很小的时候就写,我的书法一直没有间断。我上中学的时候,一个书法老师让我写张迁碑。后来,我写石鼓文。我比较喜欢篆书。

张值: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您创作了壁画《哪吒闹海》,能谈谈当时您的创作情形吗?

张仃:那时,我到工艺美院负责成立一个壁画专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需要壁画,首都机场要画一批壁画,就找到我,我就组织了班子,在全国找了四、五十人,搞了七、八个月。

张值:当时您是怎样创作哪吒的形象?

张仃:刚好上海有我的一个学生在美术制片厂,他请我去搞设计,就设计一个哪吒闹海。我的学生在那儿搞编导,整个的美术设计都是我搞的。因为有这个基础,首都机场的壁画就是采用这个素材来画的。

张值:您在工艺美院负责时,画画的时间少,是不是觉得很难受?

张仃:那当然了。

灰娃:他是一个画画的,当然很难受了,而且又不是他喜欢的专业,工艺嘛?他当然就提倡:“我们搞工艺的也要画好画,提高艺术修养。”他们反对呀,不同意他这个主张。

张仃:当时,我请了一些国画教员:田世光、俞致贞,都是我请来的。那时院里的许多领导都反对。

张值:您明确地搞焦墨是在什么时候?

张仃:在文化革命后期,当时我的心情不好。我在文化革命期间挨批,搞装饰什么的都不行了。我住在香山,我就是拿根破笔画点写生。后来我就对焦墨有了兴趣,就一直搞这个了,就没有变。这个二、三十年就一直画这个。

灰娃:他那个时候对色彩比较反感,到处都是红海洋,他在心理上也有反映。后来就用黑白来表现,同时,有黄宾虹的小册子,非常的小,像语录那么大,都是焦墨,他看见焦墨就非常喜欢。

张值:后来您没觉得用焦墨在表达上有缺陷吗?

张仃:那当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你要把它发挥起来,那局限性就成了优越性了。

张值:您外出写生最长的时间?

张仃: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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