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处顺境时勿得意，处逆境时勿悲观，一切处之泰然，始终保持平稳的心境。
王琦1918年1月4日出生在重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艺术氛围的家庭。他父亲是实业家，又是思想进步、热爱文化艺术的教育家。家里收藏的中外文化典籍、名家书画充箱盈架，优越的家境使他受到良好的思想和艺术熏陶。加上他的聪明好学，为其后来的艺术成就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16岁时，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凭借勤奋好学受到刘海粟校长的格外器重。三年美专的学习，打开了他的眼界，既学习掌握了美术创作的技法技能，又饱览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这期间他学习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学校给后来同学临摹的范本。
1937年大学毕业后，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4月来到武汉，参加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直接领导的“三厅”（即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开始创作木刻画。在这里，王琦接触到了大批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如田汉、阳翰笙、夏衍、冯乃超、洪深、罗工柳、卢鸿基、关山月、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等，耳濡目染，切磋技艺，成为他迅速成长的重要社会土壤。同年8月经过长途跋涉，奔赴延安鲁艺美术系（实际上就是木刻系、版画系，因为当时没有国画、油画等画种）同罗工柳、王式廓、力群、卢鸿基等人一起随胡一川、沃渣学习木刻艺术。胡、沃是三十年代很有名望的木刻家。在延安，他还多次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贺龙、周扬等人的演讲和报告，大大加速了他政治上、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熟。他在武汉时就反复研读了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后又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更进一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争取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信念。
学习结束后，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过沙可夫院长批准，回到他的家乡重庆，进行版画创作。此时的重庆，已是疮痍满目，在日寇残酷轰炸的高压之下，王琦依然热情饱满地以笔为枪，进行抗敌。这段时期，王琦创作出了《警报解除以后》、《嘉陵江上》、《马车站》、《买平价米归来》等一大批揭露黑暗，向往光明的黑白作品；这时期的作品革命倾向鲜明，刀法简洁，黑白对比强烈，反映了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劳苦大众在铁蹄下的苦难生活和抗击日寇的悲壮场景。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因王琦与胡风有过交往而遭到批判审查，长达八个月之久。他却一边接受批判，一边继续进行创作。其中，可称为王琦在版画艺术上的代表作之一的《晚归》，即创作于这段时间。1956年，他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晚归》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竟达30余种之多。到了“文革”，王琦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却能泰然处之。“我始终认为这样的日子终会归去，光明总会到来。有的同志忍受不了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而我却一直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现实，终于等来了光明。我始终坚信马克思的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本领是善于等待和忍耐。’”今天谈起来，王老话语间依然充满了自信和坚定。
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是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
在王老的家里，让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浓浓的亲情。宽阔而装潢考究的新居里，一进门便是王老和夫人韦阿姨的放大了的照片，两张照片中间是王老的画作——曾经生活居住了几十年的旧居外景。此画使我们感慨不已——生活一旦艺术化，或者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是多么的美呵！客厅正面的墙壁上悬挂着王老的两幅书法作品。另外的墙壁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尤其使我艳羡不已的是一张王老的全家福照，二十口人，欢聚一堂，非常幸福美满。我一直认为，老来子孙满堂，膝下承欢，乃人生最大的幸福。从王老和韦阿姨那满足的笑脸上，似乎证明了我的看法。
88岁的王老和84岁的韦老已经共同走过了66个春秋,可谓荣辱与共，患难夫妻。谈及过去的苦难岁月和今天的幸福生活，二老感慨不已。
“朋友们常常说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自己也这样认为。2000年4月，当我们结婚60周年，中央电视台‘夕阳红’为我们拍摄专题片时，把我说的一句话当作主题体来宣传，就是‘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是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我在纪念宴会上向众亲友们致答谢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之间的爱情基础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父母的相爱是给予儿孙辈最大的遗产，作父母亲的不要给晚辈留下任何精神上的创伤和遗憾。要让他们从我们父母身上看到幸福、和睦、光明。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层单位，如果家庭不和睦，国家也得不到安定团结。所谓家和万事兴，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王老现有四男二女六个孩子，他们都以有这样一对恩爱的父母而感到幸运。他们在结婚时，都许愿：“要像爸爸妈妈那样一生相爱矢志不渝”。
在艺术事业上没有什么诀窍，两个字“勤奋”。
谈到王老在艺术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王老说：“搞艺术不经过一番勤学苦练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老老实实在基础功上下功夫，手勤、脑勤、脚勤，多动手练功夫，多用脑思考问题，多用脚深入生活。闷在屋子里是不会搞出好作品来的，必须苦练基本功，必须深入生活。”王老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重要时期都留下了他勤奋而闪光的艺术业绩。60年来，他创作了大量木刻版画作品，受到国内外美术界广泛赞誉。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博采世界版画艺术之长，结合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的神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和时代风貌。
生命在于乐观，生命在于运动。无自私自利之念，无整人害人之心。
今年已88岁高龄的王琦，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非常好。走路非但从未用过拐杖，反而经常大步行走，步履矫健。他说：“养生之道很简单，生命在于乐观，生命在于运动。我们都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事物，这是长寿的基本。我还有两句话‘无自私自利之念，无整人害人之心。’这样就可心安理得、无忧无愁地过日子。否则，你自己的心思都耗费在损人利己，盘算人，计算人的歪门邪道方面去了，你自己也活得不舒服，活得太累。又怎么谈得上健康长寿呢？”一番夫子自道，不仅谈出了长寿的“秘诀”，也道出了做人的道理。他在主持中国美协工作期间，就表现出了崇高的领导风范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他到中国美协工作时，正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不久，那里的思想一时比较混乱。有人曾劝他带几个“自己人”一起去美协，不然难于开展工作。他则坚定地表示：“我是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我不搞帮派，不搞小圈子，也不带人去。我要靠坚持原则，靠办事公道，靠自己的人格力量搞好工作。我相信美协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公道的。”后来实践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美协，不计名利、艰苦奋斗、廉洁清正、平易近人、热情服务，以自己的宽广胸怀、稳健处事等特有的人格情操与深厚学识，赢得了支持和拥戴。
谈到这里，在座的王光英原秘书、现任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张金卫插话说：“以前我们搞书画交流活动，找到王老请他审批，他从来不看是什么人在搞，而是看搞什么活动。只要符合人民利益的，他二话不说，马上给办；如果是几个人为赚钱搞活动，说什么好听的也白搭，不给办。老爷子就这脾气！”王老听着，默默颔首。继而笑着用重庆话说：“我不晓得现在是怎样办法，（要是）我还是没得变！”
2005年，王老将自己一生的艺术成果和所藏国内外版画悉数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这些作品伴随他数十年之久，经历了风风雨雨而得以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其价值可想而知。当我问及王老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我的作品和收藏品能捐赠给国家是最好的归宿，我不愿它们流入市场，流入私人手里。我一生从艺是为人民，我的作品最终归于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了却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我这次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作品中有几百幅生活素描，便是在这些工农业建筑工地上写生得来的。而且在那里经常得到工农弟兄们的良好意见。我的作品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理解和认可，不是让少数人来欣赏的。”朴实无华的话语，表现出的却是一位老艺术家的博大胸怀和高超境界。我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王琦的画才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在1998年王琦先生从艺60周年纪念回顾展览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作品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欣赏，这可比得什么奖都要厉害！”这句话充分肯定了王琦的艺术成就，其实也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
艺术是人的精神劳动产品，不是靠先进技术可以完成的。
我问王老：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浮浮躁躁，不能沉潜下来读书创作。加上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普及，使复制成为更加便捷的手段，电脑绘画也就应运而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王老对此也是十分感慨。他说：“我不欣赏电脑作画。艺术是人的精神劳动产品，不是靠先进技术可以完成的。科学技术可以促进物质生产，但精神产品却不一样，它主要靠人的思想、精神力量来完成。我们的日常用品以越先进越科学的越适用，可是艺术品却不一定是越现代的就越有审美价值，千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和绘画仍然是现代人认为是最好的、最爱欣赏的作品，理由正在于此。”“不管做什么，都应扎扎实实下苦功夫，浮躁是要不得的。”……
画家黄永玉先生曾有诗赠王老，曰：
巴蜀多奇树，吾兄独昂轩。
博闻惊友辈，文章劈雷鞭。
笑谈嘲狂且，斜眼唾帮闲。
胸怀寰宇志，方懂斗私难。
汗滴似春雨，挥掀如移山。
胸有朝阳红，清流万里远。
好一个“胸有朝阳红，清流万里远”！笔者衷心祝愿王琦先生永褒一颗朝阳之心，老骥伏枥，艺术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