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年时代，是先学写字，后学画画。我父亲是书法家，对子女在书法学习上要求严格。记得我刚上学写字的时候，父亲常常悄悄在我身后用手抽取我的毛笔，以观察我握笔紧不紧。又常常以“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古训来教导我们。我最初在大楷上学颜真卿柳公权，小楷学赵子昂。后来在楷书上又学过魏碑。在“钦定三希堂法帖”上看到王羲之的书法后，便对这位书圣崇拜的五体投地。从此他的楷书式行楷便作为我学习效法的典范。

数十年来不论是在学习和工作时期，都没有荒废对书法的锻炼，在钢笔字、美术字上也下过不少功夫。“文革”时期，我写了上百万字的检查和外调构材，都是用极为工整划一的仿宋体写成的。连工军宣传对管理人员都曾在一次会上说：“王琦在交代材料上的字写的最好，像排版印刷出来一样，他不能没有工作，可以当录事吆”：1952年在上海参加教育系统思想改进运动时。我当小组长，又主持会议，又自己当记录。领导同志认为我这份会议记录是三千名学员中最好的一份记录。这也算是我在书法上获得的“殊荣”!

近十几年来，我一面作水墨画，一面练习书法，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两张，各地读者写信来向我求字的比求画的还要多。书画不但是同源，而且是同体，有什么样的画风，便有什么样的书风。我的书法与我的水墨画的风格也是绝然一致的。有人说我的笔锋和刀锋一样的坚韧挺拔，颇有黑白木板画的力度，我对此欣然认同。所以，我常用比较坚韧的狼毫，而不习惯于用柔软的羊毫笔。但我确信，各种不同的笔郡可以根据它的特性写出不同风格和艺术效果的字体，以适应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我在挥毫的时候，十分重视每一个宇的本身结构，个别字与全幅字之间整体结构的协调一致。如果有一个字写不好，便会影响全局，而使整张书法虽不能说是废品，至少也不算是佳作。近几年来，在我的书画作业中，大约是十日画、一日一书或两三书。近日来提笔作书时，由于年老的原因，常感手不从心，笔卜常常离开预期的设想，有时偶然也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我仍然极力想控制手中的毛笔，尽量按照书法本身固有的规律去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它发展到离开它的母体“文字”而流于怪诞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