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批评专业户”出新文集《退步集续编》，激情在继续“退步”
在囊括近几年自己公开文字的新书《退步集续编》自序里，陈丹青写道：“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变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这样子叫嚣。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吗？”这是陈丹青扪心自问的问题。陈丹青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愿沉默，但骂下去也不好。骂久了，人会变得像个怨妇，你去看怨妇，都写在脸上，一辈子恨那个男人，恨到后来，挺好一个人，就完了。”“那你会变成一个时代的怨妇吗？”“呵呵……”陈丹青的问题，也许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出书——我总捡别人的边角料
新京报：《退步集续编》中收录的文章多是已经发表在报刊或是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以及一些你博客上的文章，你担不担心读者读完书会掩卷沉思，“这真是退步集续编”，别人说你退步和你说自己退步的区别是什么？
陈丹青：上一册《退步集》也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书的样子。所以我不好意思让大家来买我的书。
我该在书的封腰写：“别上当，你们都读过”。可我也不能自作多情，以为别人都读过我的文章呀。
新京报：听说你越来越留意大师次要的作品，有一天我们会读到你的《次要的作品》吗？
陈丹青：我已经取了一些“次要的作品”在这部书里。
你会发现一些图从前没人知道。比如景山与韩辛画的一幅毛主席和华国锋肖像。
话说回来，我学问很可怜。所以我写《多余的素材》，或者将来果然写《次要的作品》，都只是捡些别人不在意的边角料。
我不是一个有资格的作者。我发表观点和文章，都是“侧着身子”，随时准备正角色来替换我。我不是个学者。
像易中天那样，三国历史随口讲出来，哪个人物都熟悉到家，我绝对没那本事。真要做学问，得老老实实回到图书馆，读书、做卡片，是要下大工夫的。
新京报：把三篇谈论鲁迅的文章结集在一起，其中《笑谈大先生》开篇即说鲁迅先生长得“好看”，为什么要从“好看”说起呢？用王尔德话说：“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讲讲你的“以貌论人”。
陈丹青：谁都在以貌取人啊！蒋介石选将领，都先看照片。
画室——像样的画出自破烂地方
新京报：听说你的画室也刚刚布置好了，今后有更多的时间画画吗？
陈丹青：天晓得。至少目前媒体还是不肯放过我。
不过我给你讲，有好画室，不能保证画出好画。我所有像样的作品都是破烂地方画出来的。画“西藏组画”时，一个七平方米的烂房间，窗户都没有，我蹲在门口画出来的。我都不记得画板往哪儿搁。
条件不是很重要。我总是很感动福克纳说的话。他说：“你给我一杯水，一个面包，我就给你文学，你给我一支铅笔，我就给你小说。”我当然很想有个画室，一个梦，但我得干出活来。
新京报：本月28日在北京酒厂TRA国际画廊将举办你、马可鲁与冯良鸿《纽约三人行》的画展，展出你们三人上世纪90年代在纽约画的作品。这次展览是否意味着自由后的你回归美术界？
陈丹青：就是大伙儿乐一乐嘛。国内对去纽约的画家还是不太了解，一天到晚衡量你有没有进主流，好像人活着就为主流。其实我们过着寻常生活，挣钱养家，然后画画，真实地活过来。
新京报：你说过：“十四岁那年我临摹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有几张还在。那是我此生画得最好的画。十多年后我画出‘西藏组画’，才明白少年时代的视觉记忆至关重要。”时间感是你文章的一个线索，严守记忆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这是童子的可贵。我经常问：你们听过教堂的童声合唱吗？纯净极了！至于记忆，我想人不甘心就活这么短一段时间，多知道以前的事情，生命可能显得长一些。
至于“向前看”，不就是一座坟等在那儿吗？
国学——最好的温度是“温”
新京报：你女儿八岁去美国读小学，那边老师推荐的都是经典名著，中学她又选修“但丁”，这又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人家的“国学”没有断。我们这儿“国学热”，正好说明“凉”了太久，现在热了。但凡“热”的事物，很快就会冷的，最好的温度是“温”的，别太热，别太冷。阿城告诉我，古代所谓“烹人”，不是把人放进滚烫的油锅，那油其实是“温”的，扔进去，渐渐的，人的骨头啊，肉啊，就烂了，分开了。
新京报：时隔一年半回头看看对木心的推荐，你觉得有没有过激之处？
陈丹青：我非常克制、非常客气、非常照顾大家的神经。在中国，你推荐了谁，文学到底怎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格和权力在谁这边。你说得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根本不是文学圈的人，我没资格，也没权力做这件事。权威先生们不吱声，我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新京报：你说过，教育的大悲哀，便是偌大的公事永远流于窃窃私语，止于窃窃私论。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又何止是教育？
陈丹青：对呀，大家都很世故。当年陈独秀不是真的和胡适过不去，是主义之争。
但现在争论，是真的和你过不去。
有位老先生说得很好，他说，中国可以挑战人性，但不可以挑战地位。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大家都不太说话，要说也吞吞吐吐，因为大家要面对权力，而不是学术。即使你在体制内没位置，在媒体上有个位置，大家也把它当私属利益看待，而私属利益不容挑战。这是利益化的后果，学问是次要的，是幌子。
图片——让东西方名“鬼”相识
新京报：新书里让人感兴趣的除了文字还有不少图，其中今年元月办理离校手续前，你在清华拍摄了一棵小树，为什么选择它做第一张照片？
陈丹青：我喜欢那个院子。那是清华人事处、外办和工资科的院子，至于选它嘛，第一，那是个四合院；第二，这个院子是我出国后第一次进入一个单位，我整整18年没有进入单位。而一个单位的核心是人事处，这是我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会记得它。
新京报：新书中有16个彩版，你试图将“明四家”的画与文艺复兴同行的并列与对照，想说明什么？
陈丹青：我们一天到晚说东西方文化，我希望具体，尤其艺术，你得听到、看到，那件作品才是真的。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文艺复兴”，我想，有过，但和意大利不一样，可我说破嘴皮都没用啊。你看吧，有图片在。
此外我参照年代背景：中世纪对照中国哪个朝代？文艺复兴又对应哪个朝代？然后我们来看看同样在十六世纪，一个意大利人、一个中国人，在做些什么。我介绍各种历史上的“鬼”互相认识。沈周从来没有机会看一眼达·芬奇，我让他们在图片上彼此认识了。
新京报：书中你觉得最有味道的是哪一张照片？
陈丹青：是卡帕1938年拍摄于汉口的照片，我把它放在《师生关系没有了》后面。
这张照片其实跟文章没关系，但非常动人。马路上的警察小孩都在围观，紧紧挤在一起，居然挽着手。警察的面相并不很和善，可是小孩子那么自然地牵着警察的手。没人叫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看见一种如今已不了解，也不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