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罗中立凭借油画作品《父亲》而成为全国知名的画家，而他的艺术生涯也由此和农民拴在了一起，他和大巴山的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西部情怀》倾听罗中立在大巴山的日子。
记者：我记得好象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看到《父亲》的作品，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心里被振住了。
罗中立：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当时能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主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临时的社会背景在里面，文革刚刚结束，然后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当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出来它是很真实的很逼真的，我们身边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时候跟文革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这种我们再重新反省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个形象使我们发出很多反省的。
记者：这个画之所以震撼人，就是说它好象唤起你内心的某种东西，给人一种情感上的对应？
罗中立：所以我认为当时只能是画我们领袖这样正正方方，大的尺寸的肖像，来画我们最普通农民的形象，一方面体现一个人的时代的一个开始，一个就是颠倒的历史一个本来面貌的真实还原，真正的呈现在我们的人民面前，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形象。
记者：我想其实画的名字可以有很多，可以叫《劳动者》，可以展开很多想象，为什么取个名字叫《父亲》？
罗中立：是这样这个画《父亲》是最后点题出来的，那这个画的构思跟题目跟父亲这个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前面谈到由于文革的非常特殊的历史，在父亲这样一幅画，我构思最中心的构思过程当中，我就是希望通过人民这样一个具体的形象，就是把我们神话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编导的历史还原它最真实的历史，从一个神的时代回到一个人的时代。
记者：你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我们想象你和农民的生活还是有距离的，你怎么了解农民？
罗中立：这个就要谈到我跟大巴山这段关系，这也是缘分，这张画能够出来也是因为有这样缘分的，
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一次教学的安排，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离开城市的生活，去了大巴山。
记者：是哪一年？
罗中立：64年的年底。就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到65年。
记者：那时候你十几岁？
罗中立：那时候17岁。
去到山里面的时候，也确实我记得大概将近三天，那时候公路非常崎岖，一路到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山区，三天的车程，到那天到达山区的时候叫平昌县驷马公社双城生产队，我现在都非常清楚。所有能站人的地方有很多农民。
记者：村民全在那里？
罗中立：村民全部在那里迎接我们。而且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哪一家哪一家，这次有学生到他家，凡是有的人都来的，没有安排的人也来了，
然后我们这一班30个同学，完了之后我就跟新邓的那家邓凯旋，我《父亲》创作的原形之一。就是通过他作为一个原形，
记者：你记得，当你第一次看到邓凯旋他是什么样子？
罗中立：第一次看见，抽着旱烟。哪些小孩淘气就用旱烟敲一下，后来我才知道是山沟里年龄最长的人。
记者：而且是最有威望的人？
罗中立：最有威望的长者。
记者：第一印象？
罗中立：第一印象。
记者：听说你在后来也陆陆续续也出来过，你在大巴山这段对你非常重要，后来你在大巴山生活了十年，从1968年到78年。
罗中立：文革以后就分配工作，在自愿选择上面，刚好那一年的分配包括那段时间的分配都是有几个面向，过来的毕业生都会记得那几年的口号是面向基层，面向边远，面向山区，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就是大学生就业，包括中专生就业分配的口号，所以我自愿选择去大巴山。
没想到这几个月下来，我每天早晨起来扫地担水什么活都干，农活也干，而且非常能吃苦，我们真表现了努力改造自己，跟他们感情上打成一片，跟老头睡一张床。
记者：睡一张床上？
罗中立：然后他睡那头我睡这头，那时候烟杆也很长，那时候还很冷，山里面一二月份很冷，烟杆到这边，我在这边可以给他点火。
记者：你跟他是不是像父子一样像父亲了？
罗中立：没有距离了，
记者：这次更深层的接触以后，你觉得你发现以前你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身上的什么事情？
罗中立：有一次我去了之后，他为了招待我，就是把他们刚收的麦子，就要把麦子要做成面招待我，因为我刚去。
记者：新鲜的麦子。
罗中立：新鲜的麦子，先在牛房把牛赶出来，把牛从牛圈里带出来，然后从后坡里面到有磨的地方把牛拴上，用麦子先用锅炒，麦子没有晒太干，用锅炒，要草，这一锅的燃料，我前面谈了，每一把草放进去的时候，这是他们夏天就开始准备的草，这把草放到火里面就只是一瞬间，所以那种他们那种情感的真挚，所以你处处都可以稍微用心都可以体会到，完了把麦子放到磨里推，
就这样。要吃这一碗面，他们就要付出多很大的代价，完了之后要把它筛出来，很多道程序。从下午开始吃到这碗面的时候，山里面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记者：几个小时？
罗中立：几个小时，端着那碗面看着山上一片一片的梯田，一片蛙声，远处的山黑洼洼的，山里面的月亮看起来特别明亮，亮得你看得见很远很远的梯田，一弯一弯下去，在山最远你仔细就能听见水的声音，非常宁静山区里面的环境，端着这一碗新面条。
记者：沉甸甸的在手上？
罗中立：那种感觉，那天印象你是一生很难忘记的，
记者：现在看起来前面生活是在累积什么东西，心里一直在酝酿什么东西，当你后来要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它突然就出来了？
罗中立：关于这幅画具体创作过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我决定画一张农民的时候，画一张关于创作的时候，怎么画的问题就提出来，怎么画这样时候实际上你有很多关于农民的一些回忆都有，画了很多，都没有刚才我谈的把整个民族这个国家我前面谈到那代人他们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一样，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遇到一种事情，已是春节了也过年了，在我们家，那时候中国的百姓城里的百姓使用的是公共厕所，不像现在家庭有卫生间这个概念没有的。
那个年代农民进城就是淘粪，把粪作肥料。为了这个肥料他生产队，公社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就是为了这个肥料，我们家附近的厕所里都有农民住在里面，那时候城里面每一个厕所都有农民住在里面。
记者：守着？
罗中立：守着。他这个厕所是画片属于哪个生产队，农民过年的时候也守在那个地方，平时我也注意到那个农民在那里守粪，但是平时不太注意，我想画一幅关于农民的状态，而且是高度集中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过年年三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团圆，那个农民立刻引起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注意，
记者：他当时什么状态？
罗中立：他的家就住在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住在那个地方，吃饭烧火都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神态和他的姿势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在想人们都在团员了，这个农民一年四季都没有回家，还守在这里角落里面，当时我为什么激动，我立刻想到这样一个农民，他是肥料带会生产队种地，粮食又养活我们城里面人，养活这个国家，文革说实在如果是当时农民也乱套的话，中国真的是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了，城市里面是工厂学校机关公检法都砸掉，完全无政府主义，军队、地方部队实际上或多或少也都介入了，就农民这个最基本的这样大那个时候多少亿，我不起初，八亿还是九亿这样一个大国，国际上那个时候孤立我们封锁我们，如果农民那个时候不种粮，不在这里看粪了，不在这个地方守粪，可想而知了。
记者：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你画劳动者的形象是《父亲》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还让你画大巴山，还让你画邓家人的画，你什么样做法？
罗中立：当年我画画的这些小孩，画的他们小孩现在已经当家了，所以这种关系就非常有利于我以后在这个方面创作，有时候我在工作室画，画到一定时候需要一些题材，去就去了，实际上大巴山已经成为我创作的一个比较常去的一个基地，一个体验生活体验农民需要创作上的需要素材常去的地方。
记者：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你见证了大巴山农民的变化，或者邓家人生活变化，现在如果我想问你的话，现在新一代的邓家人，邓凯旋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是什么？
罗中立：这个变化我觉得跟中国整个农村的变化是同步的，只是每一个地区的快慢不一样而已，比如说他们从物质生活一直到他们现在精神上包括文化生活，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记者：不像以前请你吃面？
罗中立：吃那碗面的过程，现在要吃这碗面太容易，对他们来看都是现成的，都是买的类似我们城里小超市的东西，我刚才讲他们墙上挂跟城里面人一样的，同一个明星，听的是同一首歌曲，看的是同一部电影，吃的是同一个产品，去喝同一样的罐装可乐给你喝，招待贵客可能是这样，这种变化就是说在以前那么落后那么偏僻这样的山区里面，这种物质生活可以体现出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记者：在观念上呢？
罗中立：他们还是希望走出去，年轻人他们一门心思要走出去，要离开那个贫困的地方，
罗中立：受城里面影响多一点，所以他们年轻人目标就是要进城，一门心思进城去，城里面对他们看来就是一切的希望未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哪怕我前面讲的上当受骗，克扣公司又落空又很辛苦，这样他们还是要去，因为他们还是觉得那里有他们未来，有他们的希望，
记者：《父亲》作品诞生是几十年人生的累积，是你的一种释放，可以算是你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人生的一个顶端，现在有人说这么多年了，当我们再提起罗中立更多还是想到他的《父亲》你自己有没有怎么想要超越《父亲》这个作品？
罗中立：《父亲》成功跟那个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分不开的，
在今天我个人觉得不会再有，一张画全国人民为一张画激动，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它的变化，它便的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但是由于这张画，他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所以认识罗中立的人都定格在这张画上，当一个画家他已经不满足这张画的时候，他已经不断把自己的目标和在他艺术的推进当中，可能会带来大家不接受的，本身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认定了，已经把它定格在那个样式里，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作为画家个人来说，不应该关心太多。
记者：你为此会不会有苦恼有困惑？
罗中立：这个倒没有。我觉得这个就像水到渠成，画家到一定程度会跃过一个阶段，它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走，他的目标不会复兴完了重复复兴这样一个模式，或者这样类型的画，还是在画农民，农民的题材已经是很多元化了，关注到他们方方面面。
记者：只要你拿起画笔，只要你还能画画，你可能还是画农民？
罗中立：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中立：我的一生跟农民肯定分不开的。《父亲》这幅画创作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社会上这样大的反响，《父亲》这幅画实际上是宣告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一个人的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