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老婆说：
“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象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40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1946年、1947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20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厓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厓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琴、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1949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30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摘自《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