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耳背，跟他说话需要放大声音。
他只有对感兴趣的事情侧耳倾听，闲杂事情在他那里遭遇的就是漠然。
晚年的黄永玉大多时间住在北京东郊的“万荷堂”。除去偶尔出门会友人，更多的时间用来作画，那些画作经过各种渠道流转欧美和东南亚被鉴赏者所购买收藏。
2007年2月10日下午，我去访问黄永玉。
晚冬的北京东郊天色铅灰。“万荷堂”园林也是枝叶枯寂，一片萧索。
进入“老子居”广阔的厅堂，却是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头戴黑呢帽，身穿中式衣褂牛仔裤的黄永玉手持烟斗，躺在太师椅上沉思。老子居的厅堂里成排悬挂着鸟笼，那些鸟儿不时发出“你好”，“再见”的声音。
黄永玉爱动物，所爱动物里最受宠的是狗。在北京的“万荷堂”，黄永玉像将军一样驯养着一群外国名犬。大狗芬奇，产地意大利，高大威猛，形如马驹。小狗“矮大”，是来自英国的小猎犬。众狗形态各异，性情各异，来处各异，但忠诚是所有的狗受到黄永玉宠爱的理由。爱狗缘自童年，小时候逃学时，一条狗形影不离。舅舅喜欢打猎，每次出门必带猎枪两把，猎狗三只，顽童一个——黄永玉。
黄永玉自画像的题词就是：“女不嫌爷丑，狗不嫌家贫。”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咏林冲的两句诗成了黄永玉悲欢的写照。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以致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受表叔沈从文的影响，黄永玉穿过洞庭去闯荡世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辗转飘零；1953年受表叔沈从文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大陆，开始他命运多蹇的生之旅途。
1953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28岁，儿子7个月。
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受到沈从文召唤，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沈从文每天按时上下班，看他神色，兴奋之余似乎有些惶恐。
回到北京工作的最初日子要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1957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颤抖。”黄永玉说。
2007年新岁来临，83岁的黄永玉宣布戒掉画画，开始续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其时也是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增补再版之时。《比我老的老头》讲述的是17位文化老人在1957年之后所遭受的精神苦情。写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写钱锺书的《北向之痛》，写李可染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陆志庠的《不用眼泪哭》，或感伤，或沉郁，或愤怒，或达观，或超脱。黄永玉以炽热、痛楚而悲悯的心为师友画像。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他问自己，也问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