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怀念我们的老师马克西莫夫

时间:2009-03-09 13:28:44 |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马克西莫夫老师去世了。这来自远方的不幸消息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悲哀和遗憾。凝望着眼前这张37年前拍摄下的已经变黄的照片,模糊的记忆竟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1957年初夏,朱总司令来参观我们油训班毕业作品展,展厅设在中央美院大礼堂。这天,阳光明媚,我们早早地就在校园里等候,马克西莫夫老师神情兴奋,由江丰同志和吴作人先生陪着,总司令对画展很有兴致,一张张仔细地观看,不时还问上几句,最后走到冯法禩同志的巨幅油画《刘胡兰》前面和大家一起拍下了这个镜头。坐在正中间的是总司令和老师马克西莫夫,两边顺序坐着江丰同志、吴作人先生以及王式廓、董希文、李宗津、王曼硕、彦涵、艾中信等中央美院的老师们,后排一溜站着的就是我们这18个学生了。世事沧桑,经过37年的风风雨雨,如今这照片上的人已有三分之一不在人世,当年我们这班血气方刚,对中国油画的未来满怀使命感的年轻人也都步入了花甲之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天,中国油画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时期,正在向更加成熟的未来迈进,涌现了第三代、第四代、新生代众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画家。油画这个来自西方的画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在中国大地扎下坚实的根基并开始走向世界。看着这张具有历史意味的照片,联想起当年马克西莫夫老师对我们油训班的身传言教,真是感慨万千。

老师是1955年春天来中国的,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年轻的共和国处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为了振兴国家,学习苏联经验,根据中苏文化协定,大批苏联专家为援华来到中国,“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就在这个大背景下由文化部委托中央美院办了起来。在江丰同志亲自关怀下,18个学员来自全国七所美术院校及美协、部队、出版部门,并配备了佟景韩等三位俄语译员协助老师工作。

老师来中国时不过五十左右,个子不高,论年龄比我们的老班长,当时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冯法禩同志大不了几岁,论个子当时年轻的詹建俊同志比他高近一个半头,老师在讲课时不得不仰着脸对他说话,而詹建俊同志则只好很不自然地作俯视状;然而老师的博学、才能、旺盛的创作热情,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他那幽默的语言,不容置疑的自信都使我们为之折服。

老师每星期来二三次,给每个人看画,讲他的看法,有时也提起笔来给我们改一部份,但并不经常。他十分尊重学生自己的个性,特别是对年纪比较大已经具有自己风格的老同志总是以一种讨论的口吻谈他的看法。他从不要求我们画得和对象一模一样,总是要求我们“主动一些,不要做对象的奴隶,要做对象的主人”。一次,他指着一位同学的画说“你这部分颜色很好,不要动了,虽然它和对象不一样。”并再三说:“你们不要去抄袭对象。”这话现在听来很一般,当时对我印象很深,它一直影响我后来的创作和教学。他还要求我们作画要适可而止,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一位画家朋友告诉他,自己画了一幅非常满意的画,请他去看。过了几天他去了,这位朋友却灰心丧气地低着脑袋,原来他想画得更好一些,继续在上面改动,结果却弄糟了。遇到这种情况,老师就让我们停下来,或者去看电影。

最让我们兴奋的莫过于看老师作画了。一般说来,油画家不太愿意让别人看他的作画过程,马克西莫夫不同,他常在我们面前作画,欢迎我们看。这也许是出于他的自信,也许是他在没有合适的示范作品时的一种教学方法。不论什么原因,看老师作画总是非常痛快,因为他确实笔笔到位,很出效果。因此,每次他画画时,我们就停下笔来围在他的后面,常常一围就是好几层,前面的坐在地板上,最后的人站在桌子上,随着老师画笔的转动,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赞叹。中间休息时,我们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王德威、王恤珠则是抓紧作着记录。当时的我们不仅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巡回画派了解不多,对于西方现代艺术更是知之极少,对于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幼稚的问题,老师几乎总是有问必答。

除了我们这个班以外,在北京辛寺胡同人美出版社的刘迅、陈兴华、辛莽等同志也请马克西莫夫老师去上课,并称之为校外油训班,老师也常到那里去作画。古老的北京城楼、简朴的北方农舍,也都是老师倾心的题材,不论是冰雪严寒或是炎热的酷暑,都有它作画的踪影。老师的勤奋也感染着我们,记得那年在近郊温泉进行一个月的外光写生教学,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当时天气很热,上午上完课,中午大家都午睡一会。我们午睡起来走到门后,只见老师赤着膊顶着炙热的太阳,背后插一把白布遮阳伞正对着巷子里的黄土房子画着。这情景直叫我们脸红,为了捕捉自然的瞬间光色变化,为了抓紧时间,他是不睡午觉的。他画画很投入,常常忘记周围的一切。

老师十分重视生活,平时走到那里总是注意什么可以入画,并不失时机地画下来,油训班的毕业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点上基本体现了他的教学意图。

作为一位出色的肖像画家,他曾画过许多肖像,著名的《科学院士》肖像曾来中国展出过。《小拖拉机手萨沙》也是他的代表作,在那稍稍歪着的帽沿下一张面带三分稚气七分调皮的男孩形象在老师笔下表现得活灵活现。它曾经赢得原苏联美术界泰斗约干松的高度评价。

老师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术教育家,他原是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油画教授,对油画这一西方传统艺术,尤其是对俄罗斯和原苏联美术教育体系具有系统的理论和时间经验。文化部为此召集了两次座谈会:《全国美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和《油画教学座谈会》,请老师作了专题发言。这两次座谈会影响深远,它使我国的素描和油画教学走上了一个较为系统的阶段,在一个时期内大大提高了美术院校的写实绘画基础,为此后中国油画的拓展和繁荣作了重要的铺垫。

和老师的最后一别是在重庆机场,那是1957年初夏,我们一部分同学陪同老师共十几个人到武汉、四川旅行写生。重庆是最后一站,老师从这里飞往昆明然后去北京回国。我们到机场为他送行,起飞前,老师深怀惜别之情地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一再握手告别,那依依不舍的神情,我们都感觉到了。虽然两年多来我们的交谈必须通过翻译,但毕竟时间长了,感情在悄悄增长。这次长途旅行又成天和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在去重庆的长江轮上一连好几天和我们一起支起画架写生,光着上身晒太阳。这回真的走了,一种莫明的失落袭上每个人的心头。在驱车回城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谁也没能想到这竟是一场永远的诀别。

马克西莫夫老师永远地走了,据说那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他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热爱中国,爱他的中国同行,爱他的中国学生,他回国后,再也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振奋起来。他晚景不佳,但如果他知道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在怀念他,他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已经有了很好的收获,他会满意和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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