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靳先生是同年级但不是同班，我们那时学生比较多，一个年级有好几个班，因为刚解放，招了5个班，称为“甲、乙、丙、丁、戊”，本科我们不是一个班，研究生的时候一年级是在一起的，二年级分专业后我们又分开了，我到国画系，他到了版画系。美院办油画训练班时我们又在一起了，以后一直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半个多世纪了。我17岁就进这个学校了，当时叫做北平国立艺专，后来改成中央美术学院。50年代初我们一批学生的思想状态、作风与现在的学生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考虑问题比较复杂，生活面也比当时宽，当时我们非常单纯，就是小孩，上学就是学技术，没有什么艺术观点，就是为未来美好明天而努力。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学习比较专心，心无旁骛。不像现在学生个人活动很多。我们当时参加社会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包括看戏、看电影等等，当时学校由共青团、学生会组织去看，我觉得当时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不像现在这样太杂，信息量太大也不好。我们就是围绕学生的需要开展活动，艺术院校经常有交流，与音乐学院联欢、去戏剧学院看演出，围绕艺术范围很丰富的活动。还有一点，我们学习目标明确，非常单纯，学习用功，周六周日和平时休息时间大家都很努力的去画画，大家学习状态都一样。
靳先生当时在我们同学中年龄算小的，但是很用功，成绩非常突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基本功，以素描为主，什么专业都学，包括雕塑、美术字、线描、工艺美术。总之基本功是我们学习的主要范畴。素描非常严格，按部就班的程序学，很系统，我们那个时代可以说基本功都打得很好，都是徐悲鸿那些大师、老先生教我们，所以当时学校有个措施，每一阶段班级评一次优秀作品，挂在过去的“U”字型教学楼的走廊上。靳先生的作品经常被挂在走廊上的。我们当时读研究生不是像现在这样报名，是由教师在毕业生中选成绩突出的，挑出来以后就留下来继续学习，后来绝大部分也留下来做老师了，现在也都退休了。我们除了上课之外，经常一起晚上组织画画，感觉课堂时间不够，同学轮流做模特，我们叫做“灯光作业”，生活很有规律，熄灯前都要睡觉。晚上一般都要工作两个小时，我们很专心、很钻研，所以基础都打得很好。靳先生现在的作品，如果没有当时严谨的对西方绘画基本要素、基本功因素的深入理解把握，那他的这种风格是很难出效果的，会露馅。他的作品具有古典主义的风格，相当细致地刻画对象，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严谨的功力。这正是因为他在学生时期基本功就特别扎实，而这种扎实不仅是基本功都掌握，而且一步步深入。包括后来他在油画训练班的学习，苏联专家对我们写实系统的深入教授，如何运用油画语言。我们在本科研究生期间很少接触油画，当时讲究一专多能，掌握多种技能，社会需要的是美术工作人员。当时我们同学在出版社、报社画插图、封面的都有。进入油画训练班以后，才正规、严谨的学习油画。由于我们原来基础扎实，再加上油画没有丢，通过长时间训练，基本上为今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靳先生的绘画风格有赖于长时间精心研究西方绘画的基本绘画能力和规律。现代绘画很多人搞材料、肌理，他可以不用严谨去画也能成为很好的艺术家，但是像靳先生这样风格的画家必须要有严谨的基本功。靳先生成功有个前提，就是学生时代有这个学习的经历和能力，所以他毕业后始终沿着这个路子深入研究发展，没有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接触了各种流派，很多人开始搞现代的搞抽象的，但是靳先生仍然沿着严谨的西方传统绘画的写实主义道路在继续深入，他的画比较成熟、对西方绘画比较深入地把握应该说是一步步积累而成的。我们当时学基础好的人也很多，但不一定都能成为好的艺术家，靳先生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认清自己的艺术发展究竟沿着什么方向走。
文革停了艺术，文革之前我们主要是学习状态，也有些创作，但创作以历史画为主，靳先生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画历史画，但是这些历史画是我们沿着苏联专家搞的油画训练班的风格基础上画的，属于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后来靳先生在此基础上由此发展、改变，但是这个改变还是现实主义的，中国的创作道路中绝大部分人还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走的，在语言上有侧重和不同。特别过去很少有达利那样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五六十年代社会不允许奇思妙想的怪风格。文革停了艺术，艺术家们大多画毛主席、红卫兵，这与艺术创作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真正开始思考个人的、带有个人风格很强的艺术追求、鲜明特色的，考虑我要走怎么样的艺术道路、怎样用油画艺术手段来进行艺术探索艺术表现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文革后我们社会的条件和思想的条件解放了，改革了，条条框框没有了，门户开放了，很多东西进来了，接触面宽了，接触东西越多就造成大家需要考虑，这个时期对靳先生很重要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去美国、西方看了很多的作品原作，对自己艺术有思考。因此，他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不画其他题材，专门画肖像，专攻一个方向。这也与兴趣有关系，喜欢画人，肖像对人的表现突出。这也与他过去的长期训练有关，他画人比较多，熟悉这个题材。那个时期几乎没有风景画等其他题材的作品，连大主题性的作品也很少。那时期有一批很知名的作品。但是他光画肖像也不行，他用原来的泛泛的学苏联的写实主义手法画，落脚于19世纪后期，间于印象派和写实主义之间的流行画法，看了具体但不细致，看了真实但带有写意，兼工带写的画法来进行创作。另一点，就是他确定了运用19世纪后期20世纪的苏联的画法，同时向古典学习，钻研肖像艺术中古典风格的一些特长，从审美到技艺本身的这样一种方法来创作。审美当然有个人的取向，他的审美比较典雅、含蓄、注重人性的生存一面，与现代艺术讲究个性张扬的不一样。他偏向于典雅的有一定深沉的唯美的考虑，带有一定的人文考虑。不同身份的人物考虑不同的气质。比较有名的《塔吉克新娘》，很有代表性，从技术、绘画语言到审美取向、处理对象的手法，包括光、色彩的运用，很少用色彩画印象派的那种很强烈的、分离的、对比的特色。靳先生作品是含蓄的、柔和的，总体谐调下的色彩发挥，完全吸收了很多古典主义的东西。这种转变是非常正确的，他对自我的判断和选择是非常对的。这很关键，我们经常进行艺术交流，很多人迷茫苦恼，每个人找自己的路子成熟需要好几次选择，选择很关键，一步选错后面的道路就变得很不确定了。靳先生这种选择是他成功的前提，我觉得他的这两个选择是英明的。一个是专画肖像，一个是向古典的方向走。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决定，因为当时大家纷纷觉得中国缺少现代性，觉得中国太保守，要向西方学习。五花八门的东西冲击吸引。靳先生很理性，善于思考。根据自身条件、爱好，先认识自己然后认清艺术状况来考虑自己怎么走。80年代中国艺术正好处于多方面发展的时期，靳先生认为中国不仅缺现代，也缺古典，这在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了，我们看到现代的，但是没有发觉我们也没有学到西方古典的好东西，要继续学古典，传统仍然需要。像传统中深入研究来发展艺术，这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与中国人的习惯结合得比较紧密。那时期靳先生对自己艺术语言的研究、对生活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批有影响有深度的作品。那批肖像对社会影响很大，奠定了他肖像画走向成熟的标志。
80年代他画的一批肖像是他人生选择追求的展现，不仅完全用上了所学的东西，而且继续往前发展，一点没有浪费，有的人转向抽象画，那他所学的技艺就用不上了。靳先生全用上了，而且丰富、加强、再深造。他的作品看起来比较成熟、比较完美，很少有毛病，中国油画整体来说处于发展阶段，他的作品挑不出大毛病是很不简单的，很有成就。我佩服他的正是他在重要的时刻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不跟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开拓性。对中国油画来说，能使中国油画向古典主义走也是一种开拓。当时中国油画主要是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风格，徐悲鸿先生也学了很多印象派的东西，真正文艺复兴、18世纪，甚至中世纪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这是很勇敢的学习状态。当时能往回走的精神是一种开拓，之前没有去专攻这一方面。现在提倡油画向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我们要是能从中国画中去吸取东西也是一种开拓。将来就能体现开拓的意义了。只要有价值和建树，就是不简单的探索。靳先生的这两点是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也与艺术家的发展道路如何思考选择联系起来的。靳先生的几张作品在中国肖像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采访者：柳淳风、卢缓。被采访者：詹建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家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