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与运作，中国艺术市场的雏形已初步生成。所谓雏形，不仅指中国艺术市场的整体规模尚无法和欧美艺术市场相抗衡，而且还指经营理念、运作机制、信用指数、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欧美的巨大差距。但是，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晴雨表，中国艺术市场的攀升速度却十分快捷，以至于许多世界级的买家纷至沓来，同时导致许多国家级艺术品从海外回流。雏形阶段的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是值得回味的，它在努力建构一套理性化的市场规则的同时，也表现了不同于欧美艺术市场的独特性。这一点，可以从著名画僧史国良的作品的迅速走俏这一现象上看得很清楚。

　　几年前，史国良从国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潜力和进入的渠道。虽为出家人，他却表现出了比世俗画家更强烈的进入市场的欲望。史国良在市场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他在艺术中表现出的智慧同样出色。经过几年的运作，他的作品价格呈现出直线飚升的状态，不仅价格达到每平方尺五千元，而且前来购画、定制的人源源不断。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市场中形成了独特的“史国良现象”。不到六年的时间，能有这样的成绩，真可算是一个市场奇迹了。

　　因为走红，谤言四溢也就在所难免。有人说史国良善于炒作，也有人说史国良到处表演等等，有趣的是，这些言论丝毫未影响到史国良作品的市场价格。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史国良在市场方面的种种运作，正是消费社会所赋予文化人的新的时代特征，正是中国艺术市场在雏形阶段所表现出的特殊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分析一下史国良的成功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市场的走向。

　　比起对艺术作品品质的注重，中国艺术市场更加关注艺术家的知名度。可以说，艺术家的知名度是市场价格的主杠杆。史国良深谙此道。一袭袈裟，不仅使史国良成为独一无二的画僧，而且使他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迅速从艺术界彰显出来。他的行为、他的故事成了流行的街谈巷议，在流传中不断地被赋予了神秘的光彩。这样一个人物，其作品不受关注，不迅速增值都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史国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完成了由文化符号向消费符号的过渡，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了一线画家的价格阵营中。

　　史国良的机智之处在于，他深刻地理解了消费社会普遍的大众心理特征：遗忘。而对付这一心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制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容易形成大众记忆的符号。我丝毫不怀疑史国良出家的虔诚，但是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某种运作策略？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这两种看起来似乎非常矛盾的东西，在史国良身上不可思议地融合为一体。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史国良的方式不能算作新鲜。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都善于把自己独特的行为转化为大众符号，如毕加索、安迪·沃霍尔，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

　　说艺术市场更关心艺术家的知名度，并不是说作品的品质不重要。事实上，这几年随着买家艺术修养的提高，整个市场对作品的品质越来越看重。即便是著名画家，其作品也会因品质的不同而出现价格上的巨大差别。对这一点，史国良是看得很清楚的。这几年，他一直致力于大型系列性作品《大昭寺》的创作。这幅作品完整地展现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在形式上，史国良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因素，与写实造型和写意笔墨相结合，画面既瑰丽堂皇，又充满氤氲之诗意，是史国良近年来的代表作。这幅作品完成部分不断展示、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市场期待，在这幅巨型作品的带动下，藏家们对史国良其他作品的品质亦充满信心。可以说，史国良把提高知名度和保持作品的品质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了一起。

　　随着市场意识的成熟，一个艺术家及作品是否具备升值潜力已成为他在市场中成败的关键。真正的买家往往能判断出艺术家的升值潜力和升值空间。以黄宾虹为例。黄宾虹和齐白石属同一级别的艺术大师，可前者的市场价格却一直无法与齐白石比肩。两者的价格差距正是黄宾虹作品的升值空间，许多买家看中了这一点，在价格低端处大量收藏黄宾虹作品，即便是信笺、手札亦不放过。短短几年，黄宾虹作品已达到了每平方尺5万元左右，而且在持续升值。史国良很显然属于升值潜力很大的艺术家，在五、六年内，每平方尺的价格已由几百元上升至5000元，显示出了强劲的上升势头。许多藏家觉得买史国良的作品有回报，比股票、债券更可靠，而史国良又非常好地控制了上升幅度，并不断暗示着升值的后续性力量，这更令藏家们欲罢不能。

　　虽然中国艺术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中国有着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但目前却没有世界一流艺术家的价格。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作品最高价不过二三百万元人民币，和凡高一幅作品上亿美元的价格差别岂止霄壤？中国的艺术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仍需努力，因为，价格差别的背后实际上是文化的竞争，我们更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史国良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