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真大美
艺术家强大旺盛的创造力，是在死神唇边的狞笑中获得的；把生命交给艺术也就是把生命交给死神。
晚年惜墨如金的吴冠中，去年杜绝一切事情，悄悄写起了自传。老友熊秉明的突然去世，给予他精神上的强刺激：生前事必须自己抓紧做！
吴冠中身为一个接受了中西方艺术教育，满腔推进中国美术、美术教育发展的艺术大师，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对艺术追求、探索的脚步。敢说真话是他的天性，这也让吴冠中成为中国最富争议的艺术家。作为忘年交的朋友，吴冠中在与我交流谈心时，常常会大段大段叙述自己想写什么，大段大段地朗诵，还会天真地询问：这样写读者要看吗？我在与吴冠中的灵魂撞击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他的那种穿透灵魂的大真大美。
“做人过度保护自己，人品就显得低下。”——艺术大师只想用自己最后燃烧的生命之火，给后人取暖。他是用文字代替油彩、墨彩，从从容容地直抒胸臆，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坦坦荡荡地吟咏心曲。
我耳边回响着吴冠中的痛心疾呼：当前横行的拜金主义，毁了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啊！
《笔会》隆重推出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中的一章，让读者一起感受艺术大师的肺腑之言。
片断欣赏：
自序
身后是非谁管得，其实，生前的是非也管不得。但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
我一向反对写自己的传记，感到平凡人生何必传之记之，今年逾八旬，常见有长、短文间叙我生平故事与言行，善意恶意，或褒或贬，真伪混杂，我虽一目了然，也只能由其自由扩散。但促我反思，还是自己写一份真实的自己的材料，以备身后真有寻找我的人们参照。
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生命之流，即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经历，记自己思想感情的成长、发展、转变与衰退。这生命之流如绘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着力于长河的全貌与主要转折，而许多局部细节须用放大镜观察。第二部分“此情此景”，便全是局部放大图，包括有关生活的、文艺观的，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当年针对现实而发，并引起过强烈反响和争议，今一字不改呈奉于新读者前，读者有最大的自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第三部分是年表，那是生命支付的账单，备查支付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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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以前我作油画以野外写生为主，大自然成了我任意奔驰的画室，但回到家里却没有画室，往往在院子里画。作水墨画无处放置画案，将案板立起来画，宜于看全貌，但难于掌握水墨之流动。八十年代住劲松，才有一间11平米的画室，我的画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一大张画案，案子之高齐膝，别人总提问为何案子如此矮，弯腰作画不吃力吗。正是需要矮，站着作画，作画时才能统览全局。传统中坐在高案前作画的方式，作者局限眼前部位而忽视全貌，这有悖于造型艺术追求视觉效果的创作规律，也正是蔡元培觉察西洋画接近建筑而中国画接近文学的因果之一。中国画的图，江山卧游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众多的图都是手卷形式，慢慢展开细读，局部局部地读，文学内涵往往掩去了形象和形式的美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可雨协助我找到了一间近60平米的大画室，于是我置了2×4米的两块大画板，一块平卧，另一块站立一旁，作画时平面和立面操作交替进行，方便多了，从此结束了作大画时先搬开家具的辛苦劳动，就在1996——1999几年中创作了多幅一丈二尺的大画，而我，也老之将至了。
1999年文化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用楼下三个大厅，规模和规格都不小，用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我应该感到满意，我是感激的，因这意味着祖国对我的首肯，我选了十件展品赠送给国家。但展览结束后不久，人们还未忘却作品的余韵，便有人策划了连续三天的大批判文章，一如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再现，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有人告诉我这消息，我听了很淡然，因实质并非对艺术的批评。我面对过各样心态，无意探听谁和谁的心态。过不多久，发表了这攻击文章的《文艺报》却采访了我，用突出的版面为我说了公道话。
我经历了几十年文艺批判的时代，自然很厌恶，但其中情况复杂，具体事件还须具体分析。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有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在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得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讲演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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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青年时从工程改行学艺术，从此与科学仿佛无缘了。只在苏弗皮讲课中分析构图时，他常以几何形式及力的平衡来阐释美的表现与科学的联系。九十年代末接触到李政道博士，他在艺术中求证他的宇称不守恒等发现。他将弘仁的一幅貌似很对称的山水劈为左右各半，将右侧的镜像(镜子里反映的形象)与右侧的正像并合，成了绝对对称的另一幅山水图像，便失去了原作之艺术美，这证实对称美中必含蕴着不对称的因素。我作了一幅简单的水墨画，一棵斜卧水边的树及树之倒影，树与树之倒影构成有意味的线之组合时，必须抛弃树与影之间绝对的投影规律之约束；同样，远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那山峰两侧的线彼此间有微微的倾斜，透露了情之相吸或谦让。李政道在“简单与复杂”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中，选用了我的一幅“流光”作会议的招贴画。我的画面只用了点、线、面，黑、白、灰、红、黄、绿几种因子组成繁杂多变的无定型视觉现象。我在画外题了词：求证于科学，最简单的因素构成最复杂的宇宙？并道出我作此画的最初心态，抽象画，道是无题却有题：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给美术工作者很大的启迪，我感到：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在李政道的影响与指导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于2001年举办了大型国际性的艺术与科学展览会与研讨会。李政道创意作了一件巨型雕塑“物之道”，物之构成体现为艺术形态。清华同事们鼓励我也作一件，他们陪我到生物研究所看细菌、病毒等蛋白基因，那些在屏幕上放大了的微观世界里的生命在奔腾，狂舞，不管其本性是善是恶，作为生命的运动，都震撼人心，我几乎要作出这样的结论：美诞生于生命之展拓。我终于在眼花缭乱的抽象宇宙中抓住了最奔放而华丽的妖精，经大家反复推敲而确定为创作之母体，由刘巨德、卢新华、张烈等合力设计，请技师技工们制成了巨型着色彩塑“生之欲”，庶几与李政道创意的“物之道”相对称，陈列于中国美术馆正门之左右，仿佛艺术与科学国际展之卫护，门神。在“生之欲”作品下，我写了创意说明：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
翌年，我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邀我去参加一种实验，我在黑暗的屋子里活动，类似作自己的画，以身体的行动作画，屏幕上便显示千变万化的抽象绘画，真是超乎象外，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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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香港艺术馆举办我的大型回顾展(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这个展览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不仅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且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后，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将手法演进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并列展出，令观众易于看清作者的创作追求，其成败得失，共尝其苦乐。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了《往事渐杳，双燕飞了》，三幅作品被并列，我感到自己的被捕，我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自己感到震撼。关于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作品的筛选与组合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这样的展出其实是对我艺术发展的无声的讲解，有心人当能体会到这有异于一般的作品陈列展。我非常感谢以朱锦鸾馆长为首的展览工作组的专家们，我因自己的被捕、被示众而感到自慰，作者的喜悦莫过于被理解，遇知音。
由于群众的热烈要求，艺术馆与我商量，希望我作一次公开写生示范。我作画一向不愿人旁观，更不作示范表演，表演时是无法进入创作情绪的。但他们解释，如今画家很少写生，青少年不知写生从何着手，而我长期不离写生，希望不错失这唯一的良机，给年轻一代一些鼓励吧！我无法推辞主人的心意和群众的热忱，就只好作一次“服务”性的写生示范，重在服务，难计成败了。他们准备从第一笔落纸便开始摄像，一直到最后一笔结束，展示写生的全过程，将作为稀有的资料档案。对象就选维多利亚海湾，我就在艺术馆的平台上写生，能挤上平台的人毕竟有限，观众大都在大厅里看录像。报刊早作了报道，写生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但，天哪！天降大雾，视线不及五米，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大厦统统消失于虚无缥缈间。浓雾不散，群众焦急，我当然不愿有负群众的渴望，便凭记忆，对着朦胧表现海港的层楼和往来的船只，而在如何构成楼群，其落笔先后和控制平衡等手法中也许还能予人一些参考，写生并不是抄袭对象，写其生，对“生”的体会，人各有异。
事有凑巧，我的展览3月6日在香港艺术馆开幕，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同日投票通过吸取我为通讯院士。我属首位中国人通讯院士，香港报刊颇为重视，甚至以艺术诺贝尔奖誉之。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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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是农历的羊年，我不信传统的所谓本命年，但上个羊年，即12年前，老伴病倒，恰恰属我的本命年，似乎是对我顽固思想的惩戒。这个羊年孙女吴曲送来一条红腰带，坚持要我用，我用了，但红色的带驱不走华盖运，老伴又病倒，情况严重，我也罹疾，两人住两个医院，我们的三个儿子和儿媳穿梭于医院间，实在辛苦极了，尤其乙丁，眼看着瘦了许多。老两口携手进入地狱之门，倒未必是坏事。但终于还是都出院回家了，大约还有一段桑榆晚境的苦、乐行程。病后，我们住到龙潭湖边的工作室，清静，远离社会活动，每天相扶着在龙潭湖边漫步，养病。可雨和于静从新加坡给我们两人各买了一件红色外衣，白发、红装，加上老伴的手杖，这一对红袖老人朝暮出现在青山绿水间，长长的垂柳拂年轻的情侣，也拂白发的老伴，我想起“钗头凤”中“满园春色宫墙柳”，及陆游晚年的“沈园柳老不吹绵”，不无沧桑之感。我们被人们看眼熟了，进园门也不须出示月票，如果某天未到，倒会引起门卫的关注。也常有游人认出我来，便客气地回答：你认错人了！但那神情，对方还是坚信没认错。日西斜，我们携手回到公寓，一些年轻人在打网球，有一位新搬来的姑娘，并不相识，她举着球拍向我们高呼：爷爷奶奶真幸福！
龙潭湖边，隔着时空回顾自己逝去的岁月，算来已入垂暮之年，犹如路边那些高大的杨树，树皮干裂皱折，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的老树面对着微红的高空，那是春天的微红，微红的天空上飞满各色鲜艳的风筝，老树年年看惯了风筝的飞扬和跌落。我画老树的瘢痕和窟窿，黑白交错构成悲怆的画面，将飘摇的彩点风筝作为苍黑的树之脸的背景，题名《又见风筝》；又试将老树占领画幅正中，一边是晨，另一边是暮，想表现昼与夜，老树确乎见过不计其数的日日夜夜，但永远看不到昼夜的终结。
春天的荷塘里浮出田田之叶，那是苗圃，很快，田田之叶升出水面，出落得亭亭玉立，开出了嫣红的荷花，荷花开闭，秋风乍起，残荷启迪画家们的笔飞墨舞。当只剩下一些折断了的枯枝时，在镜面般宁静的水面上，各式各样的干枝的线的形与倒影合组成一幅幅几何抽象绘画。我读了一遍荷之生命历程，想表现荷塘里的春秋，其实想画的已非荷或荷塘，而着意在春与秋了，怎样用画面表现春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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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
多次谈过我青年时代爱文学，被迫失恋，这一恋情转化而爱上了美术，并与之结了婚，身家性命都属美术之家了。从此我生活在审美世界中，朝朝暮暮，时时刻刻，眼目无闲时，处处识别美丑，蜂采蜜，我采美。从古今中外的名画中品尝美，从生活中提炼美，创造视觉美是我的天职。七十年来家园，我对耕耘了七十年的美术家园却常有不同的感受。我崇拜的大师及作品有的似乎在黯淡下去，不如杰出的文学作品对我影响之深刻和恒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同大家一样一直崇敬着。最后的晚餐这样的题材，如何用形象来透视内心活动，芬奇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表达情绪的动作姿态，用心至苦。如果他或别的大作家用文学来创作这一题材，我想会比绘画更易深入门徒们和叛徒的内心。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表现垂死的悲惨场面，令人心惊肉跳，而及我读了当时的文字报告，揭示了悲剧之起源于官场的腐败，便更感受到悲剧的震撼。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令人愤怒，当时文字记录的实况当更令人发指，因形象毕竟只显示了一个切面，画面用各种手法暗示前因后果，都是极有限的。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译，比如阿Q和孔乙己的形象，就不宜用造型艺术来固定他，具象了的阿Q或孔乙己大大缩小了阿Q与孔乙己的代表性和涵盖面。听说赵树理不愿别人为他的小说插图，我十分赞赏他的观点。极左思潮中，有的作家羡慕画家，因齐白石可画鱼虾、花鸟，而他们只能写政治。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是画家的荣幸，也是民族文化的荣幸，他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美术的能量不如文学。文学诞生于思维、美术耽误于技术。长于思维、深于思维的美术家何其难觅，我明悟吴大羽是真诗人，是思想者，他并不重视那件早年绘画之外衣，晚年作品则根本不签名了，他是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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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临终最后一句话：苦难永远没有终结。梵高的苦难没有终结，人类的苦难也没有终结。2003年，非典像瘟神扑向人间，将人们推向生死的边缘，今天不知明天，人心惶惶。我们住的工作室离人群远，成自然隔离区，两个老人天天活动在龙潭湖园中，相依为命。老伴说，工作室本是你专用的，不意竟成了我俩的非典避难所。晨，夏，清风徐来，我们照例绕荷花池漫步，看那绿叶红花和绿叶上点点水珠，昨夜刚下过雨。忽见远处湖岸渐渐聚集了人，愈聚愈多，非典期间一般是避免人群聚集的，怕彼此感染，我想，这回出事了。回忆一个清晨在北海写生，尚无游人，而湖岸居然有数人围观，我好奇地也去看，地上躺着一个通体苍白的赤裸少妇，法医正在验尸，是奸杀？自杀？失足落水？是昨夜发生的悲剧。我画过无数裸妇，见怪不怪，而这个苍白的死去不久的裸妇却永远不会忘却。我想这回在非典期间恐又将见到这样苍白的裸妇了，便偕老伴慢慢前去看个究竟。人多，我们挤不进去，便绕到湖岸拐弯的一侧遥望，原来是一个披着黄袍的年轻和尚在放生，将被放生的鱼虾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和尚则在高声诵经，经卷厚厚一本，大家听不懂，只是想看放生，都有放生的愿望，人类应多行善事吧，以减少像非典这样的惩罚。鱼虾在塑料袋里乱蹦，不耐烦了，但和尚的经不知何时念完，人群渐渐走散，我们也走开了，没有看到鱼虾入水的欢跃和看到鱼虾欢跃的人们的欢跃。
因非典，有些单位暂不集体上班，于是到公园里的人群多起来，这里原本主要是老人和儿童们的乐园。打牌、下棋、种花、养鸟……当属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吧，但我全无这些方面的兴趣。躯体和感情同步衰老是人生的和谐，而我在躯体走向衰颓时感情却并不就日益麻木，脑之水面总泛起涟漪，甚至翻腾着波涛。这些涟漪和波涛本是创作的动力，但她们冲不动渐趋衰颓的身躯，这是莫大的性格的悲哀，万般无奈。民间谚语真比金子更闪光：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朔风起，天骤寒，画室空间大，冬天不够暖和，而年老怕寒，故我们考虑搬回方庄度过今年的寒冬。离开工作室的前一天，我们从龙潭湖走回画室的路上，秋风从背后送来一群落叶，落叶包围着我俩狂舞，撞我的胸膛，扑我的头发和脸面。
有的枯叶落地被我踩得劈啪作响，碎了！
随手抓一片，仍鲜黄，是银杏叶，带着完好的叶柄；有赭黄的，或半青半紫，可辨血脉似的叶络。有一片血红，是枫叶吧，吹落在绿草地上，疑是一朵花，花很快又被吹飞了，不知归宿。
树梢一天比一天光秃，谁也不关注飞尽了的叶的去向。
西风一天比一天凛冽，但她明年将转化为温柔的春风，那时候，像慈母，她又忙于孕育满眼青绿的稚嫩的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