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副馆长
转眼间，《艺术市场》杂志已经创刊15周年，15年来基于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杂志几经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数字化的时代，杂志如何能够在纸媒基础上扩展多样性的平台，特别是利用数字平台弥补纸媒的不足，完善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在数字媒体出现诚信以及其他问题的现实状况下，公众对于纸媒的信任是其能够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现在纸媒遇到种种困境，《艺术市场》能够生存下来，并得到很好的发展，这说明杂志定位、编辑队伍以及各方面工作能够适应行业与社会的需求。
我自2010年以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6年，正是国家博物馆经过改扩建工程结束之后的前6年。这段时间，我见证了国家博物馆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观众数量成倍地增长，其发展现状反映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整体水平，以及观众对于博物馆的诉求。
在中国经济大好发展前景下，各地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已不仅是吃饱穿暖，而是人们的文化诉求。省区市级博物馆（包括美术馆）的建设也正在逐渐完善过程当中。近期，我在国内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感触颇深，特别是中国有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处于人们的想象之外。比如今年9月1日开馆的贵州美术馆，它是在西南少数民族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省级美术馆建设中一个特别案例，公众文化诉求之下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反映了当代中国美术馆建设的潮流。
各地兴建博物馆的强劲潮流推动了中国整体文化建设的高度提升。博物馆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营的，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展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成果，也展现当代中国博物馆所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过滤和磨合。
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已有300多年历史，而中国的博物馆起步较晚，从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算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迄今才有105年的历史。我们的博物馆成立时间短，还没有完善的公众基础，因此不能提出超越历史时期的特别要求，但是我们必须有符合世界潮流的期待。
对于资源的利用是博物馆业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博物馆不是文物的库房，需要研究人员对藏品深入研究、充分利用，策划不同主题、不同类别的展览，让观众了解馆藏品现实的状况以及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因此，对藏品资源的利用反映了博物馆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客观来讲，任何一家博物馆的藏品都具有公众的属性，因为博物馆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种私属的权利，其人文价值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公共性。但也有很多博物馆把藏品资源看做是私享的，可能是基于一个团体或某个集团等，而不能为公众所享。中国的很多博物馆不愿开放自己的藏品资源，不愿把藏品公之于众或让更多的专家去共同研究藏品，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去指导藏品的公共开放，每个馆都是基于自己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定的藏品资源，在这一点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充分开放资源，值得国内博物馆界学习。
在数字化时代，博物馆利用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平台向公众开放藏品的数字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了解这些藏品的文化属性、历史内涵以及艺术价值等。
博物馆的公众性在当代社会中有多样的表现，这也反映了博物馆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比如，以往大众认识的博物馆是和教育、知识相关联，休闲功能过去不被提及。但是，现在大众到博物馆可能并不是来受教育的，也不是来获得知识的，而是来休闲娱乐的。因为，博物馆的艺术作品、展示空间、文创产品乃至咖啡厅、餐厅等都有可能引起不同于其他公共空间的特别感受。观众所关注的兴趣点并不是展品的历史意义、艺术属性，而是到这里喝杯咖啡、约会，甚至到博物馆来发呆。这种休闲功能在博物馆发展潮流中有很多特别的案例。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电影博物馆，60%的观众来博物馆只是为了休闲。所以，博物馆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自身资源把休闲功能做得更好，赢得公众的支持与厚爱。
博物馆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通过几代人所累积起来的一种共同的认知。没有公众的参与，博物馆不可能在城市中具有地标性以及城市和公众依赖的公共文化的属性。
与国外博物馆相比，中国的博物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藏品类型单一且数量不足。很多省级博物馆是基于所在地考古发掘的成果，藏品数量的来源和品类具有单一性。因此，中国的博物馆很难形成像美国大都会、法国卢浮宫这种百科全书似的博物馆。第二，博物馆类型单一化、缺乏特色、同质化的倾向比较严重。每一家省级博物馆从装修、布展、陈列等都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所不同的只是展示的藏品。
无论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应该具有一个多样化和独特性的博物馆系统，使它们能够在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展现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比如，法国巴黎既有卢浮宫这种百科全书似的博物馆，同时也有奥赛博物馆这种展示从印象派到现代主义艺术的具有独特内涵的博物馆，展示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蓬皮杜美术馆，以及展示画家个人艺术成就的毕加索博物馆等。这座城市中的博物馆集群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
中国博物馆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建立更多有特色的博物馆，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和当代文化创造的成果。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提高全民对博物馆的认知。只有正确的博物馆认知，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博物馆文化。同时我们的挑战还在于，在越来越多的私立博物馆无序发展的状况下，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公立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公立博物馆的投入，享有更多财政支撑以获得更多具有价值的藏品。
事实上，艺术市场的兴起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和美术馆。过去，收藏家的藏品以及艺术家家属收藏品的去向，可能会捐赠给博物馆和美术馆；但是现今的艺术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属和藏家对于藏品去向归属的价值判断。所以，相当一部分原本可以为公众共享、进入博物馆的藏品流入市场，变成了私人收藏。
近30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品市场带动了全民的收藏热，这对于整体提升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有积极意义，对于提升中国文物和艺术在全民的认知度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是20多年历史发展中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误导了社会公众的认知，同时也引导了公众对于金钱的过度关注，而不是对于文物和艺术品自身的关注，对于整个人文价值观的消减和颠覆是最严重的问题。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艺术市场的鼓噪、对于金钱的关注到如此状况。所以，我们今天谈艺术市场的问题，本来应该是在合乎市场规律状态下的一种自然发生和发展，可是人为的干扰以及不正常的手段使得艺术市场呈现出一种病态，其发展离健康和规范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基于法治、规章制度去规划这个市场，而且这个规划应该是大众一种集体的共识。
艺术品收藏的私人独享并不为过，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文物艺术品能够为公众分享，体现文物艺术品的社会价值和自身的意义。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如果能更多地服务于博物馆、服务于公众，而不仅是艺术品经营买卖，就会是健康的、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