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个体户的春天
清代历朝的画家繁花齐放，有史可稽的画家多达近六千人。事实上，清代有能耐的画家，无论宫廷内外，大多能捧上一个好饭碗，过上吃肉的好日子。
异族入侵，改朝换代之初，文人和画家通常对新政权持敌对的态度。清代建国之初也不例外，清初的著名画家中除了王原祁和王翚之外，“六大家”、“四僧”和 “金陵八家”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远离仕途。他们有的生于明代的富豪宗室，家产丰厚;有的以占卜算命、私塾坐馆为生，大家都不愿意吃新朝代的皇家饭。
清代 金陵八家之一 龚贤《木叶丹黄图》
比起在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中遭受无妄之灾的清代文人，皇帝们对画家还算不错，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绘画。到了清代中期的康乾年间，宫廷画家越来越多。
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分三等，月薪分别为：11两、9两、7两。当时一亩良田约售价10两。但是好待遇并非一成不变，工作是否勤勉，艺术水平有无提高，又或者皇帝品味的变化，都可以影响画家们的薪酬变化。如有退步，轻则降级，重则革职。比起明代洪武年间，画家有违圣意，即可问斩，那是天壤之别了。
清代 郑板桥 《丛竹图》
康乾盛世，不但宫廷画家的皇家饭吃得香，民间个体户画家同样吃得开。清初戏曲家、美学家李渔在谈美食的时候说：“蔬菜第一，谷物第二，肉食第三。”—— 郑板桥等人肯定不同意李渔的说法，他们觉得还是吃肉比较好。郑板桥自述在1748年卖画收入纹银1000两，而当时县官的基本年薪只有100两。彼时民间经济发达，以江南盐商为首的新贵巨贾给民间个体画家提供了新饭碗。
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统年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宫廷画家的皇家饭越来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画也日见衰微。在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现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开启了近代和现代的画风。画家的饭碗逐渐向民间倾斜。
民国： 商业化的饭碗
随着清廷的灭亡，皇家审美体系的解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国画家一分为三：1、岭南派(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与江南画家(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傅抱石、丰子恺);2、齐白石与京津画家;3、徐悲鸿、刘海粟等中西合璧留洋派。
前两类画家的饭碗来自明码标价，公开售画;后一种留洋画家则办学授徒居多。
清代之前，公开售画无疑是惊世骇俗;晚清时期，明码标价还属有失斯文之举。到了民国，已经没有人对公开售画有异议了。
民国 张大千《爱痕湖》
民国时期的字画市场很发达，几乎所有画家都挂榜卖画。战乱频频的民国，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民间以收藏名家字画为保值手段。因此，民国画家的饭碗还算丰裕。以1913年吴昌硕的润格为例：堂匾2两、斋匾8两、楹联三尺3两、四尺4两。而冯玉祥将军回忆他的20世纪初的河北农村生活：“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
民国字画市场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画家的饭碗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小圈子中的流转、交易，民国字画市场还出现了美术社团、画铺、润格制度、书画中介人，以及报纸杂志的广告宣传，等等新兴的商业手法和宣传手段。
民国 徐悲鸿 《奔马图》
民国画家的饭碗一是来自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二是来自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如严信厚、朱佩珍、黄金荣等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奠基者徐悲鸿，就是由犹太大亨哈同的总管姬觉弥赞助日本留学。就在河北农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荤席的20世纪初，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内轻轻松松花光2000块大洋，扛着大批艺术书籍和艺术珍品欣然回国。
1928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赞助3000大洋，让徐悲鸿在南京买宅基地。当时商界、政界的赞助人对画家不可谓不慷慨。民国之后，中国少有不求回报的艺术赞助人。
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9年之后，美术学院和画院的专业画家捧上国家铁饭碗，除了领工资之外，还能私下卖画。50年代至文革前，北京的琉璃厂、荣宝斋仍有字画出售，以京津画家为主。据史国良的回忆：当时的齐白石和徐悲鸿不过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就很高了。
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其实等级分明，各家的饭碗大小不一。大多数专业画家捧上铁饭碗，有的同志却很幸运地捧上金饭碗，例如齐白石老人。齐白石出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的嘱咐下，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给齐白石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想吃啥就做啥，国家付账。后来又改为每月发500元生活费，由家属代办伙食。
毛主席在50年设宴款待齐白石，由朱德作陪。掌权者与画家的这一次饭局，礼仪与历朝历代繁复的皇家宴席不同，并没有皇家宴席的象征性、壮观和威权，只是一顿热情的便饭。
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掌权者邀请画家吃一顿不讲礼仪、不分尊卑的便饭。掌权者的餐桌礼仪的巨变，意味着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剧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剧变。
新中国 齐白石 《虾》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著名画家都饭碗难保。受到“反动黑画”和“文艺黑线回潮”的牵连，大批画家被打倒在地。他们能在牛棚和干校里平平安安混个两饱一倒，算是家山有福、祖荫庇佑。同时，非专业的画家走到前台，大众成为艺术创作队伍的主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同样可以是画家，画家的饭碗被乌合之众抢走。
文革结束，文化部给画家平反、摘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吴作人等名家的画作再次摆进琉璃厂，大概二、三十元一平尺。70年代末期，史国良、范曾、崔如琢等年轻画家也开始卖画。史国良三元一尺，范曾五元，后来又升到七元，让众人很是羡慕。——他们之中想象力最疯狂的人也不知道，二、三十年后，他们的画作售价过百万、千万，他们一一成为捧着金饭碗的巨富。
80年代以后：饭碗的未来
星星美展、85新潮之后，中国画坛逐渐两分天下：体制内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90年代之前，体制内画家与大众一样，捧着铁饭碗，吃不饱饿不死。90年代开始，美院、画院的专业画家开始卖画。以F4为首的众多当代艺术家也开始卖画，艺术圈至今流传着无数当代画家的第一次卖画，无一例外地手颤抖着数钱，卖画之后请穷伙计们吃饭。
从90年代到新世纪，体制外能够成功的当代艺术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圆明园、宋庄的画家都是三餐不继。马越在《长在宋庄的毛》里写道：“这家伙都好几天没见油腥了，天天吃馒头喝盐水，半个月拉不出屎来，眼珠都不转了。”这也许是不少北漂画家的写照。
张文斌 《荷塘月色》
进入新世纪，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体制内外的许多画家都捧上了好饭碗。
今天的画坛三分天下：画院水墨、美院写实、当代艺术，各自有各自的饭局。艺术品市场前所未有地昌盛，画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与此同时，艺术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小，大多数圈外人并不了解捧上金饭碗的画家;西方艺术标准对中国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大，除水墨画之外，大多数画家的饭碗要取决于西方的标准。
与以往所有朝代都不同，今天的画家饭碗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涉及到工作室的团队、画廊、拍卖行、保险业、运输业、经纪人、银行基金、美术馆。大腕画家的跨界活动，使得他们的饭碗与更多人的饭碗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艺术也开始产业化和金融化，画家的饭碗与艺术的内容一起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中国两千年的艺术史当中，画家的饭碗一直取决于掌控政治与资本的权力之手，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画家开始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部分，开始成为别人的饭碗的掌控者。这对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明天的艺术史将要记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