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一次从靳伯声那里就买走20多幅石涛、八大的作品。设想一下，现在拍卖公司去征集一件他们的作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一次性买走20多件。
清初以来的画史画论中，“四王”始终牢牢占据画坛的主流地位。而“四僧”作为一个艺术概念的出现，是在民国时期。它既不是一个画派，也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始终未被当时的“正统”艺术所接受，但是，300年后的今天，“四僧”的作品成为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重要的收藏对象，以及市场追逐的焦点。
“四僧”之名从何而来?
据收藏家朱绍良介绍，“四僧”这一称呼的起源是由日本人推动。甲午战争以后，大量日侨居住在中国。他们发现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非常好，但又觉得“二僧”不好听，于是从周亮工的《读画录》里翻出髡残和弘仁组成“四僧”。1914年，上海成立中国画研究院，当时画界的人就提出，要把弘仁和髡残也放进去，所以凑到一起组成“四僧”。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由日本人提出“三高僧”山水，即石涛、髡残、弘仁，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山水题材为主，后来把八大山人加进来，统称为“四僧”。
“四僧展”内 髡残单元
南京艺术学院鉴赏老师教师薛翔认为，要探究“四僧”的起源，就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他对记者讲道：“从明代开始，商品经济已出现端倪，尤其是在南方，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市场和士大夫、文人、商绅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艺术品味的转变，影响了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对于艺术家而言融入城市商业氛围和受到文人赏识非常重要，并且，这一时期的创作思想受董其昌提倡的“南北宗论”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所谓艺术革命风暴在‘四僧’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艺术思想的转变带来审美品格和艺术视觉的转变，原来正统的宫廷艺术不再一统天下，消费群体相应扩大，越来越呈现区域风格和题材的专业化。
周亮工《读画记》有记，他最喜欢髡残，认为髡残的画可以和明代文徵明、沈周相较。朱绍良讲道：“实际上在当时石涛、八大山人是主流一派，但由于画作多，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商品画。尽管如此，石涛、八大的精品仍然要比髡残、弘仁的画价贵。那时的一些盐商、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对这四人的画寄予厚望，所以他们对隐逸画派这些人的画作进行追捧，也在宣传他们。江西巡抚胡亦堂收藏了八大的绘画，清朝皇室博尔都也收藏石涛的绘画，他们也喜欢一些新鲜的艺术作品。”
弘仁作品拍卖情况统计
八大山人作品拍卖情况统计
石涛作品拍卖情况统计
日本人曾大肆收购
“四僧”作品真正受到追捧是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讲道：“相对于‘四王’而言，‘四僧’的作品无疑被当时的人们借以用来摆脱‘四王’绘画艺术程式化的束缚，寻求创新，以及对传统的再认识和禁锢思想的挑战。近现代的艺术大家，如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等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四僧’的影响。”
傅抱石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意把自己的本名傅长生改为傅抱石，“石”指的就是石涛。海外留学，学习西方绘画的徐悲鸿也接受“四僧”的艺术。齐白石最开始学石涛、八大，但是他冷峻的画风在北京没有市场，后来在陈师曾的教导下，“衰年变法”，最终被市场接受成为一代宗师。
在他们看来，“四王”的艺术是没落的，绘画风格受当朝统治者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后人会把这种风格表现得极致，以至于成为一种模式和套路。而“四僧”身在朝野之外，崇尚自由，他们的作品思想解放、个性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更加紧密。所以，尽管艺术是要讨好，只是要看讨好权力还是财富。
“四僧”在民国时期受到极大追捧，不可忽视日本人的推波助澜，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就是其中之一。“他主要在北京琉璃厂收石雕、瓷器杂项，还办有山中商会。山中定次郎让琉璃厂论文斋的靳伯声帮他采购石涛、八大的书画。而张大千售卖石涛、八大的作品也都是通过靳伯声，所以在山中定次郎手里就有不少张大千的作品。”朱绍良笑言，“这在陈重远的《文物话春秋》里说得很清楚，山中定次郎一次从靳伯声那里就买走20多幅石涛、八大的作品。设想一下，现在拍卖公司去征集一件他们的作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一次性买走20多件。他们的作品也从原来20块大洋一幅水涨船高至200多块大洋一幅。”
由此看来，现在到海外去征集石涛、八大的作品一定要格外小心。但是，张大千也提供给靳伯声一些好作品，把最精彩的拿到论文斋来卖。朱绍良说：“最著名的泉屋博古馆的八大的《安晚册》，石涛的《黄山八景图》就是张大千从上海买的，然后让靳伯声给卖的。”
弘仁 《雨余柳色图》
髡残和弘仁的作品存世量少，其市场追捧度不如石涛和八大。尤其是髡残，当时主要受到周亮工的接济，市井盐商很少有人喜欢他的作品。民国时期在上海，髡残作品几乎没人要，最后被日本藤井善助这些人发现，才开始变得值钱。据朱绍良考证，髡残的作品在市场上少有真迹。弘仁的作品由于构图简单，清末民初时期便开始出现大量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