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蒂信托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非营利艺术团体，成立于1982年，下属4个机构，致力于保护、展示与介绍世界的艺术遗产，它们分别是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盖蒂基金会（Getty Foundation）、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和盖蒂研究院（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无论如何，盖蒂（Paul Getty）都是一个传奇。连续20年的世界首富之名或许他要感谢阿拉伯，然而他所建立的宏伟艺术帝国至今仍然产生着极高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不朽”，则要感谢他对艺术的热情。这个据说只留给子嗣500美元遗产的“吝啬”老头儿在遗嘱中却将22亿美元留给了盖蒂博物馆——这是他所有资产的三分之二，并且允许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这座博物馆中的藏品，其贵重已经不是新鲜事，无论是5390万美元拍到手的《鸢尾花》，还是创下特纳个人拍卖最高纪录4500万美元的罗马风景画，都曾是艺术新闻的头条消息。盖蒂信托的募资额近10年平均在每年50亿美元左右，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其年募资额也维持在40亿美元以上。
盖蒂信托下属的4个机构各司其职，其中，盖蒂保护研究所服务于艺术保护团体，为其提供科学研究、教学、训练，并且负责对艺术领域内事件进行广泛传播。基金会的原名为盖蒂资助项目（Getty Grant Program），在黛博拉·玛萝（Deborah Marrow）的领导下于1984年启动；在开始的6年时间里，他们便完成了530项资助工作，共计2000万美元，用于艺术品修复、艺术史研究并对一些美术馆进行捐款。盖蒂研究院负责一些项目和活动的举办、书籍的出版以及电子数据的管理等。
当然，一直以来盖蒂的高层也没少变动，不是由于在花费上过分“大手大脚”自动辞职，就是由于非法出口文物遭审查；事实上，美术馆本身复杂的制约机制也使得许多管理者难以适应，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对盖蒂信托造成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制衡使得一方的空缺不至于对整体产生太大的冲击，创建者盖蒂的富有是盖蒂信托良好发展的一个有力保证，在不售卖藏品也不靠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其支持完全来自于盖蒂在遗嘱中的慷慨捐赠。为了更加了解这一传奇的艺术机构，我们采访了盖蒂信托公共事务副总裁Ron Hartwig。
Ron Hartwig=Ron
记者：盖蒂中心是洛杉矶的地标之一，这个建筑群落中都包括哪几个机构？
RON：是的，盖蒂中心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山顶花园，建筑群包括盖蒂博物馆、盖蒂研究所和盖蒂基金会。建筑的设计师是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1997年开始对外开放，并且我们在2007年举办了10周年庆典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没有那么出名的是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盖蒂别墅（Getty Villa），盖蒂别墅是盖蒂博物馆的早期地点，在2006年作为古希腊、罗马和伊特鲁利亚文化艺术的教育中心重新对外开放，两个地点每年会迎来将近200万的游客。
记者：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些盖蒂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Ron：盖蒂博物馆收集古物、欧洲油画、素描、雕塑、手工绘本、装饰艺术以及一些摄影作品。大多数收藏都是自Getty先生去世后收购的。关于具体的收藏，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像梵高的《鸢尾花》，这幅画非常珍贵，它的第一位拥有者曾赞誉梵高对于花朵精美属性的领悟；另外像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名画《现代罗马-疫苗场》（Modern Rome-Campo Vaccino）是其2010年在伦敦拍卖时获得的；还有像高更（Paul Gauguin）的雕塑作品《带角的头》（Head with Horns），也是馆藏珍品。而盖蒂研究所稀有和独特的收藏，基本上都是艺术史和视觉文化领域内的作品。这些藏品包括罕见的书籍、版画、照片、手稿、写生簿等，比如居鲁士文书，坎特伯雷教堂的彩色玻璃，圣奥尔本斯诗篇的书页等等，希望能够对学术交流进行启发，培养创造性的合作。最近的收购专注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艺术和建筑，旨在揭示洛杉矶在战后扮演的重要角色。
记者：盖蒂信托与中国有哪些合作？
RON：现在在进行中的有两个项目，其中之一为中国原则（China Principles）项目，基于中国政府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需求和盖蒂研究学会的长期目标，中国原则项目希望建立在中国已有的相关文化保护法律之下，尊重和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制定长期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这一项目有共有三个机构参与，分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盖蒂研究院，澳大利亚环境和遗产部门（DEH）——原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另外一个是莫高窟壁画项目，这是盖蒂保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保护局以及敦煌研究院进行合作的项目，旨在通过调查和研究莫高窟第85洞壁画恶化的原因，从而找出缓解的对策和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这将同样适用于莫高窟其他洞窟的壁画以及丝绸之路上其他文化区域。另外，我们还举办过中国摄影家的摄影展，参展艺术家包括刘铮、海波、王庆松、宋永平、邱志杰等。
记者：你们举办的展览以及活动都非常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哪一个？
RON：我们举办过一个活动叫作“太平洋标准时间”（Pacific Standard Time）。2017年将举办第二届。这次活动展示了1945年至1980年的洛杉矶艺术，这是一次与其他机构史无前例的合作过程，整个展览在2012年春天结束，在令人兴奋的6个月时间里，我们在南加州的60座博物馆进行了展览，也在超过100家画廊进行了展览，就像一次公共艺术节。“太平洋标准时间”完成了最初的目标：挽救洛杉矶战后濒危的艺术并与公众分享它们的故事。这一次活动为当代艺术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活动期间产生了超过40本书、图册和相关档案，使人们对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广泛的理解，此外，根据加州洛杉矶经济发展公司编制的报告显示，这次活动对于南加州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太平洋标准时间”活动期间收集的数据也将作为未来更深一步了解艺术与经济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当我们展望未来，“太平洋标准时间”的合作伙伴们正在探索一系列不同的话题，几年之后很可能会与另外的区域产生合作。同时，各个区域间保持合作势头，在“太平洋标准时间”的旗帜之下，将会有更多集体项目应运而生。
记者：你们是否收藏过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你们选择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RON：保罗？盖蒂博物馆不收藏当代艺术作品，除了摄影作品。我们根据不同的收藏部门而选择不同的作品，盖蒂博物馆的收藏是要强调作品的美学及展示价值，而盖蒂研究所的收藏主要强调其历史资料价值，主要是用来学习参考。
记者：盖蒂信托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RON：首先，我们将进一步发展4个机构的合作关系，基金会、博物馆、研究院目前有很多都是共同完成的项目，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可以越来越多。其次，盖蒂信托将会继续增加藏品，过去的时间里，博物馆收藏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包括马奈（édouard Manet）和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的油画，以及赫伯·里茨（Herb Ritts）和埃德·拉斯查（Ed Ruscha）的摄影作品等，同样，盖蒂研究院也将持续建立更加有针对性的收藏，比如曼·雷（Man Ray）的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