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香港艺博会现场
每年一进入春末夏初时节，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俨然如连续盛放的鲜花般在各地苏醒过来，除了5月20日闭幕的香港艺博会，每年6月初在瑞士中世纪之城举行的巴塞尔艺博会即将鸣锣开鼓，之后便是10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弗里兹(FRIEZE)艺术博览会，12月初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巴塞尔迈阿密艺博会。中国国内的艺博会也跟随着世界潮流，集中于一年内气温感觉适宜的两个高潮期。既然名为艺术博览会(ART FAIR)，收藏与销售才是正道，艺术博览会自然有别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双年展，人们关注的是其学术主题和各种艺术新潮与新人新作。
2012年，包括艺术北京、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等等在内的中国国内艺术博览会因为各种各样针对规范艺术市场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而显得有些风云莫测，艺博会的基本组成人群——画廊画商、收藏家、艺术投资顾问、策展人、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艺术家们在无法预测“当代艺术会不会就此止步不前”的前景之下，纷纷选择了在艺博会现场举起了相机，而非刷信用卡。
在5月20日刚刚结束的香港艺博会上，郑林等不少艺术界人士向记者慨叹，近日，艺术圈内甚嚣尘上的某些非利好传言，让许多来自大陆的买家此番出手十分谨慎，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对于把中国财富当作暌违目标的西方画廊来说，虽然2012年香港艺博会的参观人群较之去年又增长了6%，达到67205人次，但成交量相对于去年，未必有实质性增长。
被西方艺术龙头——巴塞尔艺博会收购了六成股份明年即将更名为巴塞尔-香港的香港艺博会，因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是中国艺博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艺博会。香港是中国画廊出征海外的一个跳板，就国内画廊来说，参加香港艺博会就是通向西方的门票。
国际化，是多数中国画廊，也是中国不少艺博会策划者心中的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横亘着如许之多的困扰。
都有一个国际化的梦想
艺术博览会——这样把画廊集中在一起，如同百货店、超市那般针对收藏家集中展示、购买艺术品的展览与交易体制，本身就来自于西方。在西方，对于艺术市场上的上层买家而言，艺术博览会已经取代拍卖行成为最重要的活动。考量一个艺博会是不是“国际化”，本地区与其他区域参展机构的比例是最简单的标准，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机构参展就意味着市场不会有太大变化，财富的新生力量与分布也不会有太大变动。但把东西方画廊放置在同一空间中用同一标准进行审核也是非常残忍的。
北京的艺术生态在全盘拷贝西方后，国际化原是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经历多年发展后，北京艺术博览会从最初的国际化回归到了本土化。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于2004年在京举行，一直主打国际牌。诸如纽约高古轩老牌画廊都曾参加过这一艺博会。而直到2009年第六届CIGE上，国际与本土参展画廊比也为7：3。然而，从第七届开始，CIGE也转变策略，由本土画廊来撑场面，参展的50余家画廊中近七成为本土画廊。而今年的CIGE上本土和国际画廊比为5：1。
每年9月初开幕的上海当代(Sh Contemporary)依旧自我陶醉在“亚洲高端”艺博会的自我设定形象中，因为由意大利博洛尼亚集团掌控，参展的费用基本都以欧元结算，走马观花般连续换过四任总监的上海当代——且四任总监全部都是对于艺博会颇有执掌经验的外籍人士，虽然资源不可谓不多，经验也不可谓不多，但上海当代几乎每年都要根据新任总监重起炉灶，重新调整策略，相比较香港艺博会五年来从未换帅，始终由马格纳斯·连夫鲁(Magnus Renfrew)率领一路跻身国际一线艺博会的持久性，这样的“国际化”似乎更有内耗的嫌疑。
每年11月初的上海艺博会，并不是一开始就高举平民的艺术博览会为旗号的，从1996年懵懵懂懂的开始，上海艺博会也有着国际化的梦想，“要打造亚洲最大的艺博会”。但是上海艺博会上屡屡出现的一些国外新画廊带来的国际当代艺术界早已过时的作品，却让人无法将其和国际化相联系。国内艺博会上经常出现的那些作品“达利、罗丹”，在国际艺博会上早已绝迹许久，没有人会把他们的名字与国际艺博会的名字相关联。不过事实是，自从2004年达利的作品首次出现在上海艺博会上之后，达利雕塑的身影几乎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此后历届艺博会中。罗丹雕塑亦是如此。罗丹名为《吻》的雕塑，也时常光临上海艺博会。还有2002年法国雕塑家恺撒作品《大拇指》以2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证大集团收购，还有去年在世贸中心门口竖起的巨大的红色“辣椒”雕塑以至于小型复制品在场内热卖，这些雕塑，在欧洲早属于已经被复制滥掉的毫无价值的收藏品。
这些借助早就出局的所谓“西方艺术大师”作品登上并不知情且听之信之的媒体版面的外国画廊，借助中国艺博会这个平台打造名声的做法，原本就使得艺博会从成交性平台转向“作秀”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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