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成功策划“过云楼藏书”拍卖的匡时国际拍卖，这次拿出了近300封梁启超与家人和康有为往来的信函。如今，具有历史和文化双重意义的文物拍卖已成为发展迅速的生意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儿现在海防，明日便入广西，应陆将军之招也。初八日通香港，因行踪须密，故不登岸。又虑大人惊忧，故不先禀告。今儿不久到广东矣。侍奉之日在即，谨先以数语报平安，藉纾慈念。
此 福安
儿宏叩禀 阳 三月十八日”
这是一封1916年写成的信函。出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之手。
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这一倒行逆施之举引起了公愤。蔡锷秘密离开北京，到云南揭起反袁义旗；梁启超也到了广西，策动西南军阀陆荣廷反袁。1916年3月15日，表面拥袁，暗中纠集却反袁力量的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宣布广西独立，护国讨袁。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同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陆荣廷、梁启超等为抚军。
在这封致父亲的信札中，梁启超透露了他的行踪。为掩人耳目，他先从上海赴香港，再转道广西。虽然，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时，梁启超还在赴桂途中，但计划是在梁启超离沪前即定好了的。陆荣廷“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因此，陆采用梁起草的文电以两人名义布告天下。
风雨飘摇的乱世里，本该拿笔的柔弱文人不得不扛起了大旗，也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见证。当事件裹挟着时间远去化作历史，作为过程的载体和见证者，文物并没有随当事人离去而沉默，反而在今天成为一场又一场交易的主角。
从“过云楼”到“南长街54号”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匡时”）召开了“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一大批梁启超档案即将被列入其秋拍阵容。这批梁氏档案是由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后人整理收藏，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余件文物，底价5000万元人民币。
从在匡时获得的资料中显示，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
此次拍卖的重头戏是梁启超的亲笔往来信札。一方面，作为书法作品，对热衷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藏家而言，“将大书法家梁启超的手书”收入囊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代大家，其信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等方面内容，它的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批文物对于研究梁启超而言，能够重新评估任公在历史上的意义。他的伟大是被低估的。”匡时拍卖副总经理谢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这一点，“透过原件感受到他的谋篇布局、语气、侧重点，对于更直观地分析他当时的心境是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比的。”
该档案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也专程前往参观。春拍就曾成功运营，将一级文物“过云楼藏书”拍得两亿一千六百二十万天价的匡时拍卖，也不断地在制造吸引眼球的话题。
“过云楼藏书”拍卖是将关于这家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的买卖成功地发酵成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引发北京与江苏两地的古籍争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匡时拍卖也因此在内地拍卖行业的地位也扶摇而上，成交额从2008年排名第七，今年一跃挤进前三。
借鉴“过云楼藏书”的推广经验，在“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宣传上，匡时也表现得不遗余力。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全国巡展、演讲周等活动已经赫然落在日程表上。据谢晓东透露，此次梁氏档案的推广与之前稍有不同，除了与清华大学合作以上活动之外，匡时还准备做一些线上推广，有关梁氏精美信札的参与性活动、讨论性活动，但具体细节示时间而定。“从公司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次宣传品牌价值的机会。”谢晓东对记者表示。
“匡时知道自己的劣势。做规模做不过，我们选择做价值，尤其突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匡时公司董事长董国强曾在“过云楼藏书”成功拍卖之后对媒体表示。同样，谢晓东也坦言，作为公司的战略性品牌项目，不为其经济价值，更看重的是所带来的社会价值。
“目前，对梁启超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学术界，而我们要通过商业运作，更多地为社会大众所认知。”匡时公司还将联合中华书局出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图录》对外发布，“这样操作无疑会影响内容的独有性，换做另一家机构也许不会这样做。”谢晓东对记者表示。
拍卖的秋天
自1992年，北京市政府举办“92国际拍卖会”以来，文物拍卖已从“冷宫”走出，发展了20年。但关于如何规范的进行文物交易，却一直拖延到2011年9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启动的第一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和示范企业评定工作。
当年74家参评企业，市场份额占据我国2011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75.78%。最终公布的只有44家企业达标。经历了混乱的野蛮生长年代，存活下来的企业越来越开始思考其生存之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三年内，中国文物艺术品出现了新一轮火爆行情：2009年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纪实绘画作品《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拍卖成交价高达1.34亿元人民币；2011年，元代画家王蒙的绘画作品《稚川移居图》，以4.025亿元人民币成交
截至去年底，中国境内从事文物拍卖的企业数量已达309家。最近，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领军企业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还到香港拓展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务，而国际老牌拍卖企业苏富比也将业务拓展到北京。而类似匡时这样走专业性拍卖路线的后起之秀，也逐渐摸索一条属于自身特色的营销之路。
尽管如此，拍卖市场的冷热总是来得特别早，在2011年春拍创纪录之后，秋拍的成交马上出现了萎缩（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艺术品拍卖全年成交总额为934亿，秋拍成交总额为428.07亿，成交率41%）而2010年全年的数据仅有573亿成交额。据中拍协提供的2012年上半年经营报告显示，今年1—6月，成交额仅有924074.7223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47.35%。
在北京的一家古玩城里，记者观察除了两三个专程从外地赶来求鉴定的物主之外，整栋楼里都非常冷清，不少店家还未开门。记者向一位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店主质疑此事，她表示，文物买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来回博弈很多回合也未必能够成交，因此这说明不了问题。店面不是主要的，很多人长期在外跑生意。
但在该店主看来，整个市场“不可否认，自去年秋拍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状态。藏家不愿出货，基本上都是囤货，想等市场环境好一点儿之后，再拿出来。”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在分析秋拍市场时提到，观察今年的拍卖，一定要有一个前提：由于市场信心的动摇，加大了人们对于市场风险的预期，避险情绪的蔓延逐步成为市场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气氛。
海外回流的尴尬
迄今为止，2012年秋拍的预热也未能给这个渐冷的初秋增添一丝温度。西沐认为，目前市场上好的拍品征集非常难，导致很多公司去海外征集。
事实上，海外回流藏品并不是新鲜事。很长时间以来，文物回流之后，除了部分进入博物馆之外，相当多的部分进入了艺术品流通领域，发生二次交易。如果细分的话，有相当部分进入了拍卖市场。
而进入拍卖流程的最大问题是：曲高和寡。姑且不论真伪难辨等技术问题，但是与《文物法》的冲突和高企的价格，就足以令人忧虑。
如圆明园兽首失踪多年后一个个进入公众视野。同为圆明园海晏堂御制十二生肖铜像，从2000年第一批入诸视野的7件兽首铜像文物开始，其价格总体呈现不断上扬的趋势。2000年铜牛首、铜猴首的回归，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团1593万港币；随后被拍回的铜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2007年，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币；2009年，鼠首和兔首铜像竟又拍出了2800万欧元(含佣金当时计约3亿元人民币)。而每次圆明园文物拍卖消息传出时，国家文物局需要表态，或者禁止国内文物收藏单位参与文物竞拍。如铜马首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拍下捐赠的，国内资本即使有实力也很难以合理的身份参与交易。
近年来，国内的民间资本开始参与海外会有文物的交易，但是占比并不高。据中拍协提供的资料显示，海外回流文物占全年两季大拍20%的市场份额。但精品不多，“海外文物的回流能够起到活跃市场的作用，但是需要把关。现在国内的鉴赏能力参差不齐。真正好的鉴赏家都是要活跃在一线市场上，学院派在这方面欠缺。”天雅古玩城副总经理杨实说。
同时，高达30%的进口关税、增值税的综合税负也让很多本就资金不足的企业望而却步。特别是自今年4 月以来，北京海关针对艺术品进口环节进行了持续的查税活动，震荡了整个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信心。匡时也成立了北美代表处，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侧重点并不在此，要依整个市场环境和政策情况而动。
杨实告诉记者，当年流通出去的文物，除了八国联军的掠夺，出口外销，建国后因财力不足先买后卖的一部分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赚取外汇的需要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赝品。
曾作为中国赴法国追索圆明园兽首律师团首席律师的刘洋对记者表示：“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律，但是与现实相比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很多规定并不细致，与市场不符。” 他认为现在的海外文物回流基本上演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国家很少再参与其中。
文物除了具备一般鉴赏艺术品的稀有性，因其特殊的史料研究价值，也一直备受推崇，成为拍卖宣传的噱头。但其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是否有违了文物保护与文物研究的初衷呢？
“据我观察，文物拍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收藏投资行为，很少有永续性的收藏。”谢晓东对记者表示。
变成一场交易
一旦牵扯到利益纠纷，就不再单纯。也正因此，拍卖市场喧闹多。
梁氏档案的拍卖也未能幸免梁启超后人认为，匡时宣传打着梁启超的招牌，但事实上拍卖这批文物与他们无关，是梁启勋后人所为。这令其感到非常气愤，“梁任公生前曾对家人交代，他离世后，他的遗作都应捐献给国家，不能出卖，作为梁任公后代，我们从未出售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这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
匡时公司方面对此回应，展品的真伪不存在问题，不会影响拍价。但对存疑部分，会要求梁启勋后人给予更多的证据。
市场的浮躁与混乱让专注于收藏的杨实觉得有些惋惜，“收藏是为了研究，讲求完整性与精品。但从投资的角度而言，更多地是对利益的追逐。两者之间的出发点不同，处理方式就不同。”
文物市场水很深，日渐成为一种“圈内人”的游戏。
秋风渐起，一位专程从扬州赶来北京古玩市场求鉴定的物主，在得到多个否定的答案之后，仍不死心。他瞥了一眼古玩城的LOGO，转过头对记者说，“哼，他们都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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