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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税收，比成本，哪方水土更养人
国际巨头要进来，国内巨头要出去，他们能否成功，不光要看自身的实力和战术，也取决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商业环境和市场壁垒。
胡妍妍接受采访时强调：“嘉德赴港拍卖经过两三年准备，并于去年在香港注册嘉德香港公司，是公司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但业内普遍认为，嘉德和保利双双赴港，与今年上半年刮起的查税风暴有很大的关系。对回流文物，关税征不征，征多少目前仍悬而未决，靴子不落地，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税的影响有多大?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说：“关税6%，增值税17%，东西从海外征集回来并且成功拍卖，税到底收不收?如果收，由谁付?由我们付，佣金可能不够交税;让卖家付，法律依据何在?这种风险我们很难承受，所以匡时今年秋拍没有从海外征集文物。要知道，对很多公司来说，回流文物能带来总利润的一半左右。”
从1997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到今年秋拍，嘉德从北京走到香港用了15年，而蘇富比从香港来到北京，则花了17年。在北京首拍时，蘇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表示，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和高税率，是阻碍蘇富比进入中国内地的两大原因。
还有更多的困难等待着蘇富比。季涛告诉记者，在内地经营的拍卖企业必须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元，并且成立三年后，才可能取得文物艺术品的一级拍卖资质，在此期间，蘇富比只能拍卖当代艺术、红酒、国外艺术品和工艺品等，不可能涉足古代书画、瓷器古董等。更重要的是，根据相关法规，内地不允许以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的形式成立文物拍卖公司。
而香港的环境则要宽松得多，1万港币注册一个公司即可，香港是自由港，没有关税，企业经营基本只需交纳利润的17.5%作为利得税，而内地除了关税、增值税，还有5%的企业所得税和25%的营业税，远高于香港。内地拍卖，必须由拍卖师主持，而在香港，只要拍卖行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担任拍卖师。
不过，香港并非拍卖企业的掘金天堂。此前长风、荣宝等四五家公司在香港尝试过拍卖，但都没有坚持下来，一方面文化背景和运作模式不同，有人戏称，在香港搞拍卖，不懂粤语、英语和台湾话就玩不转;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的运营成本包括员工薪酬、房租等在内高达内地的三到四倍，据赵旭透露，保利在香港一年的运营费用将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拼拍品，拼佣金，谁会成为亚洲艺术品拍卖中心
“直到去年，我们说起亚洲艺术品拍卖中心，指的都是北京，无论从成交额还是拍卖热情，北京都超过了香港，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话题开始有分歧。”董国强说。
短期来看，两座城市的实力对比不会发生太大变化。颜明认为，嘉德和保利刚刚试水香港，战略重心仍然在北京;蘇富比和佳士得雄踞香港，对内地拍卖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香港还是香港，北京还是北京，可能会风生水起，但不会翻江倒海。
北京的优势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拍卖业繁荣，据统计，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市场。程寿康曾表示，五六年前内地藏家占蘇富比交易额的4%-5%，现在已经达到30%-40%。然而北京的劣势则是政策变数大，今年新出台的标的物审查规定，使得图录定稿时间提前了10天，而拍品征集时间缩短了近1个月，让原本就面临征集难的拍卖企业叫苦不迭。
而香港正面临着一个机遇期，嘉德和保利入港，产生了集聚效应，嘉德在香港首拍，约有七成客户来自内地，即将举槌的保利香港首拍，客户数量约有上千人，他们怀揣真金白银，给香港注入了强大的购买力。与此同时，嘉德和保利不仅把内地的强项书画门类引入香港，而且把内地15%的佣金比例带到当地，与蘇富比、佳士得20%-25%的浮动佣金相比，能否改写商业规则言之尚早，但无疑会搅活市场这潭春水。
北京与香港的竞争，跷跷板式的你升我降、探戈式的你进我退其实是最糟的结果，理想的状态是大家在竞争中提升，共同做大两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季涛认为，嘉德、保利南北两线作战，最大的缺点是有可能分流拍品，削弱北京的实力。到今年秋拍季结束时，只有两家公司在北京和香港的成交总额都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才能证明他们的开拓大于分流，证明他们在香港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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