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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画家罗杰(化名)静静地坐在15平方米不到的画室里，看着门口发呆。这里是大芬卢浮宫的二楼，没有空调，油彩的味道蒸腾在闷热的空气里，整个画室弥散着一种异样的气息。走廊空空荡荡，偶尔会有人走过，敲碎仿佛凝结成块的寂静。
“这个月一幅都没卖出去。”罗杰回头看着满屋子的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比起卢浮宫内的许多画师，罗杰在张罗生意方面并不懒惰——在他的隔壁画室，大门已经紧锁了好多天，门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买画请电联××××。”“那是给一些老顾客留着的。” 罗杰说，他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新顾客上门了。
比起卢浮宫的冷清，布沙路的另一侧，大芬油画村在夏日的阳光中显得活泼而有生气。就在今年第八届文博会上，大芬油画村分会场1200多家画廊、门店、工作室共实现交易额6378多万元。
这些火热的数字中有多少是原创画家们的贡献难以统计。“也许很多，毕竟一些好的作品单幅就能拍卖过6位数。”但这种盛会对于罗杰这样的普通画家而言，热闹得有些心酸——文博会月份颗粒无收，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更难。
原创梦想不断升腾，但难以离开行画“温床”
罗杰在大芬村的10年，见证了大芬村从“复制工厂”到“艺术市场”的变迁。
2002年，美术院校毕业的罗杰从福建一个小城市来到广东，住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做些杂七杂八的活来养家糊口，对艺术并没抱多大希望。一次收音机里的介绍，让他知道在深圳有个“画画也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就这样，他慕名来到大芬村。
那时的大芬村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行画工厂”。所谓行画，就是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画。跟大多数人一样，罗杰每天工作10个小时。凭着扎实的画功，他每幅临摹作品能卖到200元，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画了好些年，什么单都接过，不过画得最多的还是世界名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之类的，不知道画了几百遍。”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让罗杰感到厌烦。心里原创的梦想在不断升腾，但他难以离开行画的“温床”。“临摹不是条长久之路，但毕竟收入有保障，不比村里的原创画家，一幅画几个月都卖不出去。”
如今，罗杰也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成为他职业生涯转折点的是2008年突袭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场大风暴的席卷之下，大芬村国外订单锐减，不少画商出口转内销遇阻，资金链突然断裂，行画业表面的繁荣被打破，几近崩盘。许多画师们的好梦随之幻灭，大批油画店铺也深陷濒临倒闭、关门歇业的惨痛局面。
“在那之后我就坚定了要搞原创的想法，因为行画的路不保险，但转型非常非常难，我曾有8个月没卖出一幅画，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只能靠积蓄度日。”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日子，罗杰心有余悸。“那时候每天都会听到这个回老家了，那个改行了。每次听到店铺的铁门刷刷地拉下，心里都会一惊，我知道很多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大芬原创市场并未如想象般火爆
社会上对“大芬模式”的反思随之四起。部分学者直斥大芬村过于依赖复制，迫切需要更新思路。痛定思痛，大芬村决定重新调整发展模式，油画村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原创作品逐渐被提升到价值链的最高端。
“当时政府推了很多政策来鼓励原创。比如，带我们去采风，还在保障房分配和积分入户上给予倾斜。”在政府的引导下，大芬村的画家们开始纷纷转型。2009年，罗杰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来到卢浮宫，在这个旨在打造原创艺术精品的展销中心，租了一间小小的铺面，结识了一大批原创画家。
仿佛一夜之间，大芬村搞原创的人多了起来，但原创市场并没有如想象般火爆。卢浮宫就是典型的例子。开业6年来，由于租金比大芬村内便宜好几成，这里曾先后云集了百余名原创画家，但因为市场冷清，又渐渐地流失了大半。
目前，卢浮宫一楼的大部分已经被搞行画的店铺占据，坚守在二楼的原创画家生存状况也不乐观。很多来买画的看了一楼五花八门的行画后，基本没有兴趣再上二楼瞧一眼。据了解，像罗杰一样一两个月卖不出一幅画的画家非常多。一位多次参加全国各地画展并获奖的画家姚星告诉记者，自己早在2003年就专心致志地搞起了创作，在大芬村名声也不小，但最得意的一幅作品仅仅开价5万元，依然鲜有问津。
“2009年开始政府就说培植原创，但大芬村原创油画的牌子一直没有打响。加上这两年经济形势好转，很多人又转回了做‘行画’，剩下的原创画家不过两三百人，过的基本上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日子。没人来买，还不断压价，原创画家的积极性很受打击。”大芬村流动人员团支部书记陈志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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