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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用国宝级文物——五代耀州窑青釉碗，向接受“上海市文物经营专业技术水平认证”培训的学员传授文物鉴别知识。
文博系统体制内的文物专家替社会上做文物鉴定，既不是秘密，也颇受市场的欢迎。然而，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在文物市场上走穴的专家却越来越不靠谱。从国家文物局接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在上任后烧出的“第一把火”即是重提故宫专家“不收藏、不鉴定”的老规矩。旧话重提，是否真能规范当下的鉴定乱象？而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急需的规范化鉴定服务又该由谁来提供？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2011年为“十重门”而左支右绌。当“紫禁城”里的人还在焦头烂额地摸索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时，舆论则执拗地欲揭晓重重宫闱掩盖着的种种潜规则。其中，故宫文物专家走穴的话题，因为与文物市场的密切关系，尤其为人关注。
当故宫专家杨伯达面对“24亿元人民币的金缕玉衣”，当故宫专家周南泉见到“汉代玉凳”，看着这样粗制滥造的“假古董”，或许他们的胸中一腔讥晒，张嘴却冒出“好东西，没见过”一类的场面话，留有活口的鉴定意见挥笔而就，名声与情面的挣扎一念闪过时，自己的名字已经落款，手里则接过实实在在的金钱。彼时彼刻，当事人或许全然没在意递过钱的人将会把“故宫专家”的名头从此与这件粗制滥造的神马玩意儿牢牢捆绑起来，用这件已然化腐朽为神奇的物件儿去创造文物市场上的一个又一个价格神话。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掌北京故宫博物院后，3月中旬即表示，故宫规定院内专家不得以故宫博物院的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公务文物鉴定活动以及与文物拍卖、文物市场等有关的藏品鉴定活动。
“不收藏、不鉴定”堪称是中国文博系统的行规，甚至在有些老先生的回忆中，这能追溯至周恩来时代，至今也确实依然约束着体制内的中国文博系统从业人员的行为。单霁翔这次并非提出新规，只是把旧话重提而已，然而，这是否真的能有效规范文物市场的鉴定乱象呢？当其他行业的专家跳进“市场的汪洋”，20年经营，游出一尊尊金身时，文博系统的专业人员该怎样面对红透天际的文物市场？身处体制内、以文物研究为本行的专家，该如何出手才能点中让文物市场更成熟、更规范的穴位？
走穴：鉴定圈的专家乱象
近日有海外媒体报道：一枚清朝乾隆皇帝在18世纪末用过、遗失百余年并已流落至欧洲的3.4英寸长玉玺“重现江湖”，将定于今年5月17日连同其他中国艺术珍品在伦敦一家拍卖行拍卖，目前估价高达100万英镑。有些奇妙的是，该拍卖行中国艺术品部门主管言辞含糊，既没有披露这枚玉玺现时主人的身份，也不愿透露主人如何取得这枚玉玺，却声称玉玺主人自己并不清楚这件古物具有这么重要的历史价值，且强调说：“我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的一位研究员见过面，他证实这枚玉玺是真的。”
“故宫”的名号再次与拍卖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且就是在单霁翔重提旧行规之后不久，因此格外引人关注。拍卖行给不出任何的相关信息，却特别强调了故宫专家的意见，这无疑再次把“故宫”当作了“金字招牌”，尽管从字面信息上根本看不出该专家曾出具过任何正式的鉴定意见。从中可窥知，在中国的文物市场和国际中国文物市场上，流通中的文物如果能获得来自体制内文博专家的评价无异于抬高了身价，如果能进一步获得落笔成文的鉴定证书，更是相当于得到了一份特殊的背书。
无独有偶，位于上海市凯旋路的一家艺术收藏品展览交易中心，于3月17日和3月18日举办了一场大型文物鉴定活动。他们请来了据称近20位文物鉴定专家为收藏爱好者鉴宝，而被作为招牌用来宣传揽客的，则是一位故宫研究员。当然，把自家的老物件儿送过去请专家掌眼是要收费的，入场费明码标价100元。《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致电主办方，被告知：“来的时候把东西带好，购票入场，排队等候鉴定。如果鉴定之后还想要开具鉴定证书，则需另交2000元。” 记者了解到，参与活动的故宫专家精于中国古代宫廷文玩，且不说到时候是不是能排到她的号，即使能有幸让专家看到自己的东西，也未必会是她的专长。
一些收藏界资深人士向《艺术评论》表示，类似这样的具有商业性的鉴定活动，一般都要给专家出场费，“具体数额不一，但一般来说，让他们这样子忙活一天，得给5万到10万元。”
从博物馆斯文的深宫大院跑到尘土飞扬的高架桥边上来，看遍百十来件“高古怪兽”、“皇上用过的痰盂”之后，或才能看到一两件略有价值的文玩，看似自降身份，惟身价不降，一天的入账或许顶得上一年的薪水。记者了解到，该专家早已退休，如此走穴似乎也并不违背“不收藏、不鉴定”的行规。
事实上，涉及24亿元金缕玉衣的史树青、杨伯达两位老先生，在为“金缕玉衣”掌眼时，也都是退休的身份，惟其行状尤其出格，才成其为丑闻。不止一位与杨伯达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博系统内人士向记者赞扬过杨伯达的学识及其好脾气，也有资深藏家说：“现在整个大环境下，人都难免随波逐流。或许，就因为他学识高所以人家才非要请教他，也因为他脾气好，所以不能拒绝从亲友学生处辗转传来的邀约吧。”
文物专家，因其一技之长，怀璧其罪，或许反而受鉴定之苦，这在已故的史树青身上也是同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曾从另一位上海老藏家处听说其拜访史树青的故事，该藏家指着与他的合影对《艺术评论》记者说：“趁史树青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请他看过东西，他也给我开了一份鉴定证书。史老先生人很好，但是他夫人爱钱。据说如果去北京找他看东西，要先通过他夫人，交了钱才能进去，而且，每天一旦收满10万元，就拒不接待了。”
一位上海博物馆退休玉器研究专家则向《艺术评论》叹出了类似的苦经：“我平时都很少给人看东西，因为上博的管理一直比较严格，‘不收藏、不鉴定’的道理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人情债来了，想推也推不了，经常就有亲戚受托来说给其单位同事看点儿东西的情况，实在推托不了，就只好去看了。不过，我是不收钱的，所以看到什么问题就直接说，顶多碍于对方的面子，把话说得稍微委婉一点儿。”
“我觉得帮朋友看看东西，这个不算违规。收钱看东西或者收钱开鉴定证书，那才算是商业行为。”一位从事艺术品收藏咨询业的人士对《艺术评论》说，“这方面，可以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他们就明文禁止馆内人员给人做鉴定，管理很严格，处罚也很严厉。其实上海博物馆做得也不错，基本上没看到上海博物馆的人在市场上做。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某几位专家的鉴定证书则随处可见，甚至有人在网上说‘基本等同于赝品证书’。”当然，文物鉴定，见仁见智，网友或抱一两则孤例而故作惊人之语，然而，从中也确实能看到某些文物专家周旋应酬鉴定之忙。
找穴：文物市场需要鉴定服务
火了市场，忙了专家，这似乎是个不变的道理。据法国艺术品交易网站Artprice.com的初步统计，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额从账面上看接近48亿美元，不仅居世界各国之首，更是几乎相当于英美两国交易额的总和，且不管其中的水分有多少，文物进入了市场，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同任何商品一样，都需要在认定其价值之后才好给它定价格。然而，同任何其他商品都不一样的则是，文物市场上的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标准能用来衡量。因此故，身处体制内的文博系统所属的专家的意见，变得更为权威。
事实上，在各大拍卖行的拍品背后和近来一系列文物赝品事件中，确实可见国有博物馆和机构的文物专家的身影。即使专家们在参与鉴定活动时并没有带着公务身份，其业界权威的光环也自始至终闪耀着。
“我是收藏近代书画的，但很少找专家看。与其找他们，还不如找画家的亲属。”沪上一位收藏世家子弟告诉《艺术评论》，“专家开的鉴定证书其实并没有法律效应，那种东西更应该被视为一种类似名誉担保的东西。看走眼了，只不过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并不会因此就要吃官司。”他觉得，玩收藏，首先要自己懂，他说，“我爷爷辈就开始收藏字画了，其中奥妙，我在家就耳濡目染。我大学又学的是画论，毕业之后还去法国学艺术史。因此，字画上面，我对自己的眼光很自信。博物馆里的专家，他们看到的东西或许反而比收藏圈里的人更少些，天天拿着真品做学术研究，未必擅长分辨赝品。”
收藏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化的事情，自己看准了，收好了，或许这样就够了。但是，藏品进入市场，就必然衍生出一场场人与人打的交道。带着热钱纷纷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投机者，他们本身就对手头的东西不甚了了，光凭他们自己一张嘴又怎能证明东西的好坏和真伪？更何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人之天性，花2000元买一张有专家签名的证书，能让藏品多卖出2万元来，这正符合对文物和艺术品所知甚少却又渴望火中取栗的市场投机者的心态。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文物研究也拓展出更多的手段。用机器检测文物的成分或测定文物的年代，这种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术研究中。这种学术研究方法，也被一部分人挪用到市场中，变成一种标准的制造。去年《东方早报》曾报道杭州某民办鉴定机构利用一台光谱仪给瓷器做成分检测，每件器物支付800元人民币就可开具鉴定证书，可笑的是，只要客户掏钱，哪怕是地摊上搜罗来的仿制品也能被鉴定成古代瓷器。在类似事件中，机器并没犯错，错在用机器的人。如此专家，算不上文物专家，或许是其他领域的专家业余爱好收藏，但是利用其体制内的头衔的光环和一部分人对技术的迷信，也搅乱了整个文物市场。该事件曝光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专家表示，目前官方文物鉴定机构一般只鉴定出土文物、司法文物等，不对社会开放。
英国国家文物艺术品保护协会司库查尔斯·贺维在上海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英国文保领域专家并不涉足任何商业领域的鉴定和文保工作，“我此前曾负责曼彻斯特博物馆文保方面的工作，那时候也会给一些仅仅依靠志愿者运营的小型博物馆做咨询，指导他们在文物保存和保护方面的工作，但仅限于此，并不会为市场提供服务。”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大部分的博物馆都非国有，然而却存在一种行业准则在规范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行为，更有一些博物馆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一旦涉及商业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与行业内严厉的处罚相对的，则是国外艺术品市场中活跃着的大量的有眼力且重视商业信誉的艺术品交易商。艺术品造假古已有之，在国外也很常见，然而市场对此起到一个无形的调节作用。从事艺术品咨询工作的朱先生告诉《艺术评论》：“在国外的话，正经的商家不愿意经手赝品，因为那是割肉自啖的行为，会毁掉信誉。其实，对于国内的市场，我觉得也应该如此效法。一方面就彻底禁止体制内的专家涉足艺术品市场，因为本来他们开具的鉴定证书也不具有法律效应，根本都不用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另一方面在市场上则遵循市场规律，大家都别太依赖专家，各自凭眼力来赚钱，看对了或看走眼直接影响自己的钱包。”
死穴：专家怎样变得靠谱
专家忙了，市场乱了。因为当下的体制所诞生的专家往往学有专长，精通某一个领域，却不一定庞杂。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即认为：“在文物鉴定行业内有一个底线，即不对文物的价格做认定。鉴定的范畴一般包括真伪、时代，有的文物如书画还涉及作者，是否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及其价值的高低，而这些都属于学术问题，都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唯有金钱价格是学者不该也无法参与意见的。专家学者的本分要求我们只做学术探讨，不做定价、估价，否则就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北京鼻烟壶藏家罗嘉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我跟故宫的很多专家有过接触，我不知道的知识点，我会请教一些专家，也包括故宫的专家，我知道他们很少有出来走穴的。我有不懂的问题经常会打电话去问，或者请他们帮忙掌眼，这个跟走穴不一样，他们不开鉴定证书，从来也没见他们收过钱。然而，从整个文物领域来看，应该存在两类同样可靠的专家。第一是文博系统内的专家，第二是市场化的专家。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需要文博系统内的专家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也会对市场起到影响，但是他们不参与市场。但是，以故宫为例，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有买卖过东西，因此也无法估量某一件文物的市场价值，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市场化的专家，他们要既能鉴定真伪，又能断定价格，还要能预测市场未来的价格，把一个东西几年内浮动值的价格都说出来。”按照这样的观点，市场化专家与文博系统内专家现在所从事的根本就是两码事。罗嘉说：“不是说成立一个权威鉴定机构，聘请故宫的专家或把这些退休的故宫专家圈起来做鉴定就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的。比方说，我曾经问一些故宫专家，这些东西它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的，它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会给我讲出来，我问他们值多少钱，他们却还没我明白啊，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买过文物。”
碍于情面，话说三分，是古玩行古已有之的老习惯了，但这些遇到赝品给面子的话，往往却会让入行不深的藏家误会，以为那就是权威专家对藏品给出的褒美。一位浸淫文物市场多年的前辈曾点拨过记者：“大家都是混江湖的，往往不愿意把话说绝。看到东西不对，往往会说‘好东西啊，从来没见过’这种话，这时候内行人已然心知肚明了。相对的，看到好东西，往往话不多，心里想的倒是怎样找出毛病好压压价格把东西收过来。”当方家冒出“从来没见过”这句话时，其实更多的是讥讽，然而，敝帚自珍的心态人皆难免，因此常常惹人误会，以为自己确实觅得了亘古未见的宝贝。收藏书画的朱大成告诉记者：“还有一句话是‘好东西，你自己收好哦’，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指赝品，别拿出去了，即使拿出去也卖不动了。而出具的鉴定证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觉得是真的，那么就直接写意见，如果觉得是假的也不会直接说，而是写一堆不着边际的话，甚至提首诗上去。比方说，若遇到徐悲鸿的伪作，而专家又不得不落笔写鉴定意见，那么他或许会写落款为‘徐悲鸿’，接着写一长段徐悲鸿的生平和艺术特点。”内行人心知肚明的套话，听在外行人耳中全然不是一回事，专家则有所隐匿，而急于介入艺术品市场的人则因此越来越觉得专家不靠谱了。
说点儿留面子的话，其实是古玩行当的老规矩了。清朝画家恽寿平的《记秋山图始末》的故事，故事临近尾声时，王翚和王时敏先后来到主人家观摩《秋山图》，俩人都忍不住露出失望的神态，让主人很不高兴，幸亏最后一个到的王鉴善于察言观色，不住口地称赞，才给主人留住了面子，宾主皆欢。而艺术投资顾问石建邦曾撰文《最是鉴定不自由》转述一位故宫专家的话说：“碰到假货千万不能说真话。原因很多，最怕的是断人财路，有时则是人命关天。”而他更是听说过专家直言不讳说假导致主人当席脑溢血倒地的事件。他说：“因为生意关系、情面关系、领导关系、送礼关系甚至黑恶势力等种种乱七八糟关系使得鉴定根本偏离了学术探讨的初衷。说白了，在这个虚伪的圈子里根本不要你说真话，你若随便吭声，那是不识抬举，是不和谐，就像说‘这个孩子是要死的’一样犯忌。”
而文物鉴定的特点看似也颇为适合运用这种明哲保身的策略。因为，文物鉴定不是司法刑侦，或许在小说家眼里它们有些许共通之处，一方面都要捕捉蛛丝马迹的痕迹，另一方面都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与实战经验。但是，文物鉴定很难一锤定音，谁都能有说法。尤其是当考古学在中国发展近百年，大量的考古出土物不断推动文物研究的新观点，之前说对，现在说不对，或者之前觉得是赝品，现在看起来倒是被埋没的真品的情况一直在发生。就因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介入文物市场的专家们巧用其机锋，连相对正确的答案都不敢给出，因此，市场在一片模棱两可的鉴定意见中越来越火，也越来越乱。
点穴：谁来提供规范化的服务
日益红火的文物市场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鉴定服务，而随着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博系统内的专家也将有更多的本职工作要做。面对文化事业与文物市场这两个领域同时发展，同一批专家显然既不能满足需求，也会越来越模糊非营利社会公共文化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的界限。
鉴于此，《中国文物黑皮书》作者吴树认为：“声誉很高的专家们，的确要洁身自爱，珍惜社会荣誉和威望。目前文物鉴定方面，制假、低科技鉴定、无科技鉴定，势必会造成一些眼误，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撇开道德品行问题，也会存在失误，由于这两个原因，暂时重申一下原来的制度规定，先把专家们圈起来，也有它的好处。这是第一个观点，圈起来也是一个很被动消极的措施，它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措施，中国现在的鉴定乱象，有几千万上亿的收藏大军，鉴定是造成市场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鉴定无方、鉴定不准确是乱象丛生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需要有道德的、品行好的、有实战经验的专家来为收藏者服务。市场有缺口，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民间的专家不行，并不是说民间专家不行，但是其公信力有限，毕竟很多时候师出无名，造成很无序的、没有很严肃的规章制度约束的局面。而且，民间的鉴定机构、鉴定专家同样也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只不过因为他们名气小，社会关注度也小，出了事没有引起轰炸式的报道而已。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禁止专家走穴，当然是应对去年一系列事故的积极措施，从短期看这样是积极的，但是从长期看这样是消极的，其实是适应不了市场需要的。”
南京书画鉴定家张蔚星表示：“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的储备必然会变成市场的效益，这是经济规律。一方面社会对鉴定的需要可谓嗷嗷待哺，一方面故宫要把专家圈养起来，不为提高全社会鉴定水平服务，这不合理。”他认为，要解决问题，故宫应该“关上后门，打开前门”，在禁止专家乱开证书乱鉴定的同时，把鉴定资源向全社会开放，接受预约和咨询，为社会开展鉴定服务。这并不是什么新做法，台北故宫几十年来一直在这样做，并且坚持免费服务。
吴树则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国外来讲，像英国大英博物馆，就设有一个博物馆接待日，当天提供免费给藏家鉴定藏品的服务。但是中国有这么多的收藏者，如果我们的博物馆开放日也给藏家免费鉴定，那中国有这么多的藏家，队伍不知道要排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建议在鉴定方面主要是建制。目前我们国家缺乏完整的鉴定体系，没有完整的鉴定机制，没有向社会开放的、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也没有完整的鉴定标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就会乱，我觉得可以先由有关部门出面，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我们目前的鉴定机构是从国家到省到市，有三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或者是鉴定小组，其分别担负了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的鉴定工作，但这只是对博物馆、对国家这一部分，不对民间的，是不是可以采取国家与民间这种机构相结合的办法，比如说民间机构太多了，国家就进行整治，梳理一下，提高准入门槛，对民间鉴定单位的鉴定专家进行一些实战和理论的考核。再有就是建立一些管理制度，比方说，把那些因为利益关系而故意把假的说成真的，或者把真的说成假的以及舞弊的这样一些鉴定机构，该撤销的撤销，该惩罚的惩罚，与此同时，也要把机构和民间专家管理起来。机构或许应该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现有的一些专家，既有理论经验，又有实战经验，还有一部分是采取考核考试，甚至是打擂台的方法去社会上筛选真正有真才实学、实战经验的专家来充实由政府成立的仲裁机构，在这样的机构里，专家们的鉴定是不按照藏品真伪或者它的价值去收取鉴定费用的，他们的日常工作就应该包括鉴定。他们鉴定一件东西，不管真伪，就是固定地收取一定的费用，也不负责开具鉴定证书，也不存在几千甚至几万元的好处费。把专家和藏品的真伪与送检的收藏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割断，如此一来，现在‘开具鉴定为真的鉴定证书之后，拿到的辛苦费就多些’这样的情况就会较少发生。随后，再加强科技鉴定实验，加大投入，对各类文物鉴定采取科技的方法，逐步积累数据库。或许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逐步完善各个行当的鉴定标准，这个市场才能慢慢地清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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