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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即将过去，尽管经济不够景气，但是中国消费者对世界奢侈品依旧高关注度。虽然关于降低奢侈品关税问题没有解决，但价格好像还真的不会动摇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渴望。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此时价格已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2011年即将过去，尽管经济不够景气，但是相信中国消费者还是能向世界奢侈品行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而被呼吁了很久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的问题，似乎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奢侈品购买能力的增强而解决。虽然很多人担心高额关税会导致奢侈品消费外流，建议通过降低关税的办法将购买力留在国内。但价格好像还真的不会动摇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渴望。出国血拼也好，拍卖市场竞价投资也罢，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此时价格已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白银资本”的血拼宿命
随着传统的圣诞购物季的临近，不少西方奢侈品商店已经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备货，以迎接中国“血拼”游客。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游客所展现出的强大购买力，让西方奢侈品牌商家挖掘到“金矿”。如果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能够看到在欧洲各国的机场，提着路易威登、古奇或者博柏丽等奢侈品手袋排队退税的中国人长龙的话，那么他一定会产生一种物是人非、轮回更替的感觉。因为按照他的研究，在400年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生产国，当时欧洲人竞相将中国制造的瓷器和丝绸等高档货带回去。
400年前的顶级奢侈品
早在古罗马时期，有钱的欧洲人便不惜在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上一掷千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过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倒卖到欧洲的中国货，一直是消费金字塔顶端的奢侈品。后来虽然海上航道被打通，更多的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欧洲，但这非但没有降低商品的价格，反而增强了欧洲人对于这类奢侈品消费普及化的趋势。
就在大量的中国奢侈品流入欧洲的同时，作为商品交换，中国商人坚持对方以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因此为了购买奢侈品，欧洲人不得不把一船又一船的白银送往中国，从而形成全球财富通过奢侈品和白银之间的贸易而向东方集中的世界体系。弗兰克将中国称作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他称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而在这些滚滚流入的财富背后，便是中国往全球销售的那个时代顶尖的奢侈品。直至现在，在欧洲的一些古旧城堡里，总会见到在会客室的墙上挂着一些瓷盘，那便是当年的贵族用来炫耀的资本。
对于出口瓷器的中国来说，当时西方的消费带来的是白银财富;而对于热衷购买这些货物的欧洲贵族来说，他们在获得了心理满足的同时，却也付出了社会消费扭曲的代价。按照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分析，当时“社会金字塔顶部对奢侈品和舶来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购买力偏离了当地和地区消费产品的大众市场”。而这句话放在400年后用来描述中国奢侈品市场也同样适用。
中国为奢侈品付出的代价
《白银资本》的作者、历史学家弗兰克于2005年去世，当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尚不显山露水。而6年后，中国人已经买下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尤其是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国奢侈品市场普遍萎缩之时，中国市场却逆势走好。与这个惊人的胃口呈鲜明对照的是，在近期于法国戛纳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在所有与会国里，中国的4382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单只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10%，而且在2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印度和印尼。
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但庞大的高级消费者的绝对数量却足以让每一个欧洲的奢侈品生产商感到欣喜若狂。比如全球最大的高档酒业集团帝亚吉欧的亚太区总裁吉尔伯特·高斯丁能清楚地念出两个汉语词“白酒”和“人民币”，他还能详细地解释“面子”在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的重要性。中国人的“面子”是他实现销售目标最好的助手。高斯丁坚信中国市场为奢侈品牌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因为当地消费者把饮用超高档进口烈酒当作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因此帝亚吉欧旗下比如尊尼获加这样的顶级威士忌酒，在中国市场销量年年大涨。其增长势头之强劲，会让看财务曲线的人误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汽水的销售，而不是顶级名酒。
但是，参加奢侈品的盛宴从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400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当年欧洲人为了购买奢侈品，不但转移了拉美的白银，而且使得更多的消费者受损。弗兰克称，“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完全被边缘化。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变成低工资工人，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在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的、或许还在扩大的人群中，低收入也压低了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扩大了生产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很低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可以随意支付的白银，而现在为众多奢侈品埋单的，则是在扮演“世界工厂”的过程中赚取的来之不易的低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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