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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霍尔(Hall)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尼兹(Nsitz)曾经指出：“企业对收藏品的购买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企业艺术’市场。这个市场本身也遵循着‘金钱话事’的逻辑。于是，艺术日益被有钱购买它们的个人或群体所塑造。”他们的感受无疑是真切的。例如，当代艺术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的慈善事业，归功于美国大通银行的企业收藏理念。1959年，美国大通银行总裁洛克菲勒开始将他的企业收藏理念付诸实践。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藏了3万多件现当代艺术品，这些收藏品存放在其遍布全球的450个办公室。除了与各大博物馆保持密切的银行业务联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行政年预算达20亿美元，法国卢浮宫2005年的收藏预算为1．72亿欧元)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各种巡展，组织企业的各种艺术活动等。
在很多时候，企业的收藏行为常常会导致其他企业的跟风效应，并因此而不断强化这种效应。举例来说，1987年3月，日本安田生命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高价夺得了梵·高(VanGogh)的名画《向日葵》。此后不久，毕加索(Picasso)的名作《卖艺人与小丑》旋即被日本零售业巨擘——三越百货公司(Mitsukoshi)以48亿日元的价格拿下。而三越百货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武百货公司(Seibu)也不甘示弱，随后以13亿日元的价格买走了莫奈(Monet)的名作《睡莲》。1989年12月，日本奥特波利斯公司更是通过卫星竞投的方式，以75亿日元的天价拍得了毕加索最重要作品之一——《皮耶瑞特的婚礼》，令日本安田生命保险公司也相形见绌。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包括“一页宋版，一两黄金”、“黄金有价，均窑无价”、“黄金万两易得，田黄一颗难求”、“家有钱财万贯，不如宋瓷一件”在内的名言俗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清代的钱泳这样感慨道：“贫贱近雅，富贵近俗。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俗中带雅，可以处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正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追求。北京古玩城市场集团总经理宋建文认为：“北京参与艺术品投资和收藏的企业主要有三类：一是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三是混合制企业。国有企业实力特别大才会做艺术品投资和收藏，主要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往往会建立自己的博物馆。由于国有企业决策比较复杂，对艺术品的管理相对更为繁琐，因此它们比较少参与艺术品收藏和投资。参与最多的是民营企业，它们出于宣传企业、增加企业文化内涵和保值增值的目的而进行收藏的，许多的民营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混合制企业中的股份制企业做艺术品投资也有，相对比国有企业多，但比民营企业要少。”另外，“我国的礼品文化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送吃的东西到送实用的物品，逐渐向馈赠艺术品过渡；为了适应这种国情的改变，现在许多博物馆都能接收到企业的要求，替他们收购一些真品或高仿艺术品的请求。每年重要节日期间，在机场和车站的检查口，会看到许多人带着艺术品或古董。北京很多企业家投资艺术品也是抱着这种目的的。”以曾经因耗资3317万元港币购回圆明园牛首铜像、猴首铜像和虎首铜像而名声大振的保利集团为例，该企业近年来投入到收藏品市场上的资金累计已达七八亿元。此外，万达集团、今典集团、中凯集团、天地集团、金轮集团、富华集团等资本雄厚的企业也早就踌躇满志，纷纷试水收藏品市场了。正如英国菲利普斯拍卖公司(Phillips de Pury&Company)董事长普里(Pury)所说：“在中国，每一家顶级房地产公司几乎都拥有一座自己的企业博物馆，企业收藏将极大地拉动需求。”虽然关于企业收藏对收藏品市场的影响这个问题，显然见仁见智，但是，谁都无法否认，企业收藏对收藏品市场格局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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