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在画室
苦禅老人辞世之后，其作品虽无商场炒作，但历久弥清的艺术价值和其中蕴含的人格精神却在有识之士们的心目中渐趋明晰。再加之新贵们附庸风雅的时髦追求，以及名贵礼品在交际场上的趋热需求，苦禅老人的画价正在依照"自然市场规则"，虽慢而稳地上升着，近几年则升势尤显，一幅售价30万、60万、180万元乃至500万元左右的已不乏例。于是伪造之作亦日见其多!从私下出手的到画店出售的，从"小拍会"到大拍卖行，李氏赝品月月皆有，于是花重金购为珍宝者，多成宣纸垃圾，而卖出者则有"一经认购，概不退换"为铁盾，竟无人担责!因此，辨伪之事，已成收藏界关心之首，对待市场上苦禅老人的遗作亦概莫能外。
对李苦禅的作品，识真方能辨伪。欲识真必须对他各时期作品作一番系统而认真的研究，方有比照真伪的客观标准。根据多年来本人发现的相关问题，分别列述如下。
最主要的问题是，观画者惯常以李苦禅老年时期的作品风格为范本而判断真伪。多年来，李苦禅早年作品往往被当成赝品或"非代表作"对待，以至价位大受影响。殊不知他在各历史时期的画风是有所不同的。大致可以这样区分：第一阶段，1922年前的"高唐时期风格";第二阶段，1923年拜师齐白石门下至1929年间的"早期师承风格";第三阶段，30年代至40年代题材丰富画面洒脱的风格，更寓爱国民族气节;第四阶段，1949年至1958年的"新""旧"波动时代的画风;第五阶段，1959至1964年的"盛期风格";第六阶段，1965至1971年"非常时期"画风;第七阶段，1971年底至1976年"宾馆画"与"批黑画"的"后非常时期"画风;第八阶段，1976年至1980年上半年的"老年画风";第九阶段，1982下半年至1983年仙逝前的"晚年画风"。以上九段仅系相对而分，终究画风一如人生，本是不断的长河一样，后段的画风中或多或少的会保留先前各阶段的成分。
第一阶段"高唐时期风格"。李苦禅的故乡在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他生于贫苦农家。少年时期受民间画工影响，酷爱绘画，因学优被保送聊城省立第二中学后，接受了孙占群等老师的教导，画道初现个人风格，从现在发现的当时(18岁)作品《四条屏》(猫泉图、雄鸡图、松鹤图，缺一条)来看，已初步掌握了传统写意花鸟画的基本技法，并略涵民间画工的技巧成分。因那时他的姓名是李英杰，字超三，故题名款为"超三"、"李英杰"、印文亦如是。彼时作品历劫最多，故研究李苦禅艺术者，当极其珍视此期作品。此期作品风格延至1922年，中间有所变化，是由于1918年暑期，李英杰首次晋京，与北京大学的业余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偶遇，得其教授西画方法与知识，遂尊其为西画启蒙老师，并遵照徐师关于"中西合璧"开创国画新途的教导，立定了一生从事绘画艺术的远大志向。暑期后返乡，画艺颇有进展。1919年再次赴京，受"五·四"、"六·三"新文化思想洗礼。1922年又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学习，成绩颇佳。据文强老人回忆，齐白石对他讲过："苦禅虽然是我的弟子，但他拜门(1923年)之前已经画得很好了!"(文强与齐白石为湘潭老乡，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国民党军中将，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96岁去世。此段内容源于他的录像讲话。)但这段时期的作品极难找到。此时李英杰尚未出名，故至2005年尚未发现此阶段的冒名伪作，而此后则发现了冒名伪作多件，全系很俗气的条幅，品相也似乎完整，造款"李英杰"、"超三"，必是看了近年出版有关李苦禅生平的书和配图所启发，才想出了这种技俩。
第二阶段，1923年李英杰又改名李英，并接受同学林一庐赠名"苦禅"，故此后题画始用"苦禅"名款。1923年秋季，他拜师齐白石大师，成为齐门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的画风颇似齐师与吴昌硕，章法、笔墨、题材、设色，尤其题字更似其师。章幅也以一尺宽，三尺或四尺长的条幅为主，横幅则极少。笔墨泼辣苍劲，行笔似速而不失稳重。不久，又融入了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笔墨，更在题材上尽量避开齐师的常画题材，把自己的"大黑鸟们"移为主要题材。由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大写意花鸟画构架。1925年前后，齐白石作品的价格渐趋看好，故伪造者开始出现。有人让李苦禅仿齐师作品，他坚决谢绝。1926年齐翁赠诗有云："苦禅学吾不似吾""苦禅不为(不造老师假画)真吾徒!"此时李苦禅往往发挥齐师的笔墨画自家的题材，例如他首创的将渔鹰移入写意花鸟画即如是，恰好白石翁也首创将渔鹰移入写意山水画中;1927年齐翁在李苦禅作的《群渔鹰》上题七绝一首后又题"苦禅仁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二十八字。白石翁。"总之，这段时期李苦禅的作品虽承齐门风范，但其独特风格已日见明朗。特别是在1926年以优异的油画加国画成绩毕业后，名声已渐起于画坛。但此时伪造者们尚未打李苦禅的主意。不过此时李苦禅为学习目的而临摹的八大山人之作，由于力追其水墨效果，往往用老宣纸(略有些"香灰地子")旧松烟墨为之，画面效果竟十分乱真。日后他本人曾"荣幸地发现"，有画商将其仿八大山人之作挖去"李苦禅摹"与姓名印章，伪造八大山人名款与"各圆"或八大山人四字合一的符号印章，充为八大真迹骗人，竟能瞒过行家里手!由此亦可见李苦禅当年笔墨之功力。这时期李苦禅的作品固然以大写意花鸟画为主，但也有油画、水彩画与类似版画的作品，只是由于久经离乱，目前尚未发现他的油画，只发现1925、1926年的水彩画三幅，版画印刷品两幅，此类作品尚能突现，则弥足珍贵。此时能预感到他未来可以兴起一代画风的，只有齐白石，齐翁在1928年为29周岁的弟子李苦禅写道："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如此预言，先进且应验也!
第三阶段，从1930年到杭州艺专任教，又历经地下抗战，抗战胜利至上世纪40年代结束。此阶段是李苦禅人生中起伏巨变的一段历程。1930年应林风眠校长之聘任杭州艺专国画教授，幸享从未有过的优厚待遇，又处于最佳人文自然环境的西子湖畔，前后四载多。作品题材虽以"大黑鸟们"为主，但荷塘、蕉林、石涧、大芋叶，垂竹与"闲花野草"等等画材日见丰沛，自然气息尤为浓厚。笔墨凝重，力透纸背，章法稳重的风格与笔墨洒脱布局灵动的风格并行不悖，交相得趣。对禽鸟造型强调解剖结构、透视关系与书法用笔的有机结合。对鱼鸟造型尤其强调姿态生动变化，突显生机活泼，力避木鱼呆禽，全由自家速写中出之，然后夸张其美健特点，舍弃其臃瘠丑怪，化为意象造型--自创的造型。着色时有"整体调子"的追求。禽鸟点睛技法早已突破了古人的"一点定睛"，而往往以"两点定睛"--两点墨夹出眼神光，尤其画鹰点睛，瞵瞵之光直逼画外!即使沿用"一点定睛"，也往往点在眼眶前沿内或点成短横形、三角形、月牙形，殊为传神。他又由观察重器"高光点"的启发，画"大黑鸟"时并不依其表象原有的通身黑羽去漫身用墨，而是特意用线勾出白翅居中，由此益显大禽鸟的体积感、重量感和黑翎挺实、光泽的质感。行笔运墨皆依意象结构与分局布白的动势笔笔生发，自然为之，力避刻意求工造作为之，因而笔笔举重若轻，通幅气韵酣畅，非常生动。此时李苦禅的绘画风格已超然独立，开一代大写意花鸟画之新风。此阶段李画的赝品尚少，是因为彼时国运不济，又适逢"攘外安内"的动荡之秋，国人雅兴不振，既有收藏家痴画，其兴趣也多在古人名家之作，更在于经宣统皇帝溥仪之手流散出来的"大内"传世珍品。现在历劫幸存的此阶段之李画很少，却多系真迹，而不识货者多以其老年风格比照，往往失去收藏良机。对于这一阶段的李苦禅绘画，齐白石恩师在1950年春天的一段题字作了最概括的总结："雪个先生(即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庚寅秋九十岁白石题"。
第四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初，美术界极"左"之风甚烈。不但"中国画"要改称"彩墨画"，而且认为"写意花鸟画是封建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不能为革命服务"。因此，李苦禅被排挤到了近乎失业的穷困境地。此刻偶有作画，也多系沉闷景象，连久存惜用的古旧宣纸也取来作画，自观自赏以自慰，笔墨章法多有徐文长与八大山人的意味。1950年他向毛主席上书反映情况，毛主席即派秘书田家英来家慰问并初步解决了他的工作与生活的困难。但时风之下，花鸟画仍然难近主流。此时他的作品题款常用"李英"，是因为有人说"苦禅这个名太封建落后了!"课上示范留下的作品每有早年写实风格的再现，不敢"太写意"，即使"有所写意"也不如第三阶段的气势。总之，在这个"新""旧"交替，政治风潮波动的时期，他的作品风格难定，一支曾经豪放而有气魄的画笔，似乎被一些无形的手在约束着，画着一些似他非他的作品。此时古今字画市场多无生气，造假画的行当也就暂且金盆洗手了!此阶段的李画除多用古旧宣纸外，还常用小斗方形的泛黄的元书纸作画。心情所至，用印和印泥都不讲究，或印文不清或印泥泛黑"走油"，或无字无款只盖印章，或是数年以后补题用印，此类小品中倒不乏青藤、白阳味道的率真之作。如今收藏者即使见到此时的李画真迹，也往往不敢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