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工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2.25－1919.9.25）私人捐建及捐赠藏品，这在美国的东方艺术收藏史上极富典型意义。该馆所藏中国古画达1200余幅，数量为美国之最。
弗利尔生于纽约州金斯顿（位于纽约以北），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从事过水泥制造、铁路工程、汽车等行业，在纽约州和大湖区的广阔土地上，在美国工业大发展时期，他成就了自己的财富。1900年他46岁时退休，把余下的20年岁月都用于艺术收藏。
他的收藏历程从欧洲版画开始，后结识美国旅欧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响下爱上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及随后的美国大萧条和罢工动乱，促使他赴日旅行，后来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对他影响最大并最终将他引向中国艺术的人则是费诺罗萨。
弗利尔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亚洲，在日本参加了费诺罗萨的追思仪式，在中国结识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访文物古迹，还试图组织科学考古，在那种乱世中，他并没有盗凿石雕带回美国。回国以后他患了中风，不能再长途旅行，但这次旅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趣味以及他晚期收藏品的增加。他亲自购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霁图》和（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卷等，后者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后被福开森买下，向大都会索价10万美元，遭拒，弗利尔则痛快地买下了。他与丹曼·罗斯、福开森是早期美国人中的三位奇人。三人都大量买中国古画，又各有特点。丹曼·罗斯通过艺术史研究培养出令人惊叹的敏锐感觉，买到很多高古精品。福开森采用中国传统鉴定方法，重文献重笔墨。弗利尔受日本方法影响，注重画面美观和视觉冲击力，不重文献。虽然那个时代买到的“赝品”现在看来往往也是价值不菲的古画，但后二人的鉴定失误率都比罗斯高，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是很值得深思的。
1904年，弗利尔向美国史密森尼恩学会（类似于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动议捐赠藏品并承诺提供建筑馆舍的资金。可惜当时很少有美国人能欣赏亚洲艺术，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好不容易才说服官僚机构和国会议员们接受弗利尔的捐赠。从那时起到去世，弗利尔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收藏和宣传中国和日本艺术，一方面忙于督建馆舍。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馆舍也因战争而停工。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在纽约市病故，归葬家乡金斯顿。在他去世后不久，弗利尔美术馆终于竣工，并在1923年5月2日开放。
弗利尔没有孩子，完整保存下来的弗利尔收藏就是他生命的延续。起初他苛刻地规定这个博物馆将来不再添加任何藏品，不允许自己的遗赠品离开馆舍，也不允许任何外来物和自己的遗赠一起展出，幸好他在去世前不久修改了遗嘱附件，留下一笔基金用于“东方美术品的收藏与研究”，允许弗利尔美术馆增加亚洲、埃及和近东（西亚）艺术品的收藏。弗利尔美术馆这才保持了发展的活力，得以拥有今日的规模和地位。1987年富翁赛克勒的捐赠使国家亚洲美术馆被改名为弗利尔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
20世纪开始时博物馆品级的日本艺术品的价格已经偏高，中国和韩国的杰作却相对便宜。弗利尔赠送或者用比作品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藏品，以帮助克利夫兰博物馆以及芝加哥、费城、明尼阿波利斯的博物馆开始自己的收藏。1915年他搬到纽约，对纽约收藏家圈子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曾经帮助早期的大都会博物馆东亚艺术品馆藏购买人博施－瑞茨（S．C．Bosch-Reitz）。当博物馆讨论是否接受福开森（John C．Ferguson）预购的中国古画时，弗利尔的支持性意见使大都会收下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就包括钱选《归去来图》这样的重要作品。他还把为自己挑选的作品让给博物馆购买，当遇到自己买不起的重要作品时，他会向博物馆和其他收藏家推荐，以求把它们留在美国。东北工业区中国古画私藏和馆藏众多，纽约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中心，这都离不开弗利尔晚年产生的影响。
弗利尔还促成多家博物馆举行专门的东亚艺术展览，从自己的收藏中借展品给它们，通常他还会说服博物馆配合施行社会教育活动，例如邀请著名学者演讲。
弗利尔博物馆的首任馆长约翰·伊勒顿·罗吉，名义上是临时的，实际上成了终身的（1921－1942年），他也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中国日本部业务主管（1916－1931年），有十年时间（1921－1931年）同时掌管着美国的最重要的两项亚洲艺术收藏，这里面的平衡与取舍甚是微妙，不过两馆的购买和零星受捐（除去丹曼·罗斯的大宗捐赠）其实不相上下。在他任上，两馆合作资助过卡尔·毕肖普领导的对中国的考古远征，提升了弗利尔美术馆在史密森学会中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绘画方面，他将弗利尔购买物的鉴定归属几乎全部推翻（不过后来的学者证明他矫枉过正了）。在他任内，馆里添购了不少名画，如南宋阎次于《山店图（松磴精庐图）》方页、龚开《中山出游图》卷、元人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等。
1979－1993年担任弗利尔美术馆东方部主任的华裔学者傅申给该馆的收藏带来明显的变化。傅申先生早年为书画家，曾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对藏品的品质和真伪有更严格的鉴别，又在中国绘画资源尤其是宋元作品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开拓了书法收藏这一新领域。如1980年由翁万戈出让的（明）王宠《行草书荷花荡六绝句》卷、（明）徐渭《草书诗》卷、（明）严澂《摹褚遂良哀策》册，以及从其他途径入藏的翁氏旧藏（清）戴本孝《诗画》册。1981年傅申还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合编《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成为刊登载录国外法书藏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弗利尔和罗吉时期购买的中国绘画都以挂轴为主，一是受日本影响，二是展示效果好，傅申在任期间明显增加了手卷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