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授奖词：他的创作，以朴实、精炼的语言，丰富、深邃的意象，体现并捍卫了诗歌与人的尊严。
胡安•赫尔曼：一个诗人的伤痛与荣耀
“诗歌是神秘的，没人知道它究竟带来了什么。它是记忆的影子，是对上帝的感谢。没有了诗歌，生活对我来说就像没有叶子的树，也就没有了影子。”
诗歌对于赫尔曼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给他带来了诸多荣耀：今天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以前的阿根廷国家诗歌奖、胡安•鲁尔福文学奖、索菲娅王后奖、塞万提斯文学奖……
赫尔曼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游击战士，在军事政变后经历了13 年的流亡生涯。流亡途中，赫尔曼20 岁的儿子和怀有7个月身孕的儿媳，被阿根廷军政府从家中绑架，随后处决。这成了赫尔曼心中永远的痛。流亡途中，每一次听到亲友离去的消息，对赫尔曼来说，就像自己又经历了一次死亡。
这就是胡安•赫尔曼，拉美同时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
2009年8月6日晚，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开幕前夕，在翻译辛颖的帮助下，赫尔曼在下榻的宾馆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将近2个小时的采访，记者深深了解了一个诗人的伤痛与荣耀。
和中国有关的疑惑：周恩来真的没写过诗吗？
2009年8月6日，赫尔曼抵达西宁。这是他一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是今年4月份，他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后，来北京进行文化传播。
这是他第四次来到中国，上两次来到中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赫尔曼是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
赫尔曼告诉记者，1959 年，北京杂技团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表演，他们代表新华社，邀请赫尔曼担任新华社驻当地记者。次年，赫尔曼随拉美记者团第一次来华。在40 多天里，他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几个城市。1964 年，赫尔曼第二次来到中国，要求重走长征路，获得有关方面的同意，“路上的一切深深震撼了我，到处充满革命的热情。”
第一次来中国，赫尔曼和记者团一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赫尔曼眼里，周恩来是个特别绅士的人：“他在接受我们采访后，带着歉意的表示，很不好意思占用了我们的时间。”
在采访结束后，周恩来再次热情地问记者们：“还有问题吗？”赫尔曼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带来的疑惑，直到现在，赫尔曼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我当时问总理，您现在还写诗吗？结果总理告诉我，毛主席写诗，他从来不写。”赫尔曼告诉记者，他当时就有点懵了，因为他曾经校订过西班牙语版的毛泽东、周恩来诗集。他不明白，为什么总理会这么回答。 “
总理真的没写过诗吗？”盯着记者的眼睛，赫尔曼认真地问道。
叙述流亡的痛苦：儿子、儿媳的遇害让他心碎
6日上午，一出机场，赫尔曼立即掏出烟，用力猛吸了起来。对于翻译让他登记名字的请求，他都没搭理，眼里只有烟。晚上，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他也是烟不离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
在一次深情地注视之后，赫尔曼的夫人马拉心疼地告诉记者，在他最痛苦的时候，除了家人、诗歌，就只有香烟能缓解他的情绪了。
赫尔曼的痛苦不是因为长达13年远离故土的流亡，也不是无法安心创作诗歌，而是因为他的缘故，他的儿子和有身孕的儿媳死于政治迫害。
1930年，赫尔曼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他创办了有着激进政治诉求的诗歌刊物《硬面包》，以诗歌为武器进行斗争。1967年，他还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城市游击队。 “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分裂，几乎各国共产党都分成了所谓的‘亲苏’和‘亲华’两派。阿根廷共产党是‘亲苏’的，他们就要求我们离开新华社。在我选择留在新华社一个月后，我就被阿根廷共产党开除了。”
赫尔曼告诉记者，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由于他同情古巴革命，批评阿根廷共产党，渐渐地，他脱离了游击队和“硬面包”。1970 年代，他被阿根廷反共联盟和城市游击队同时判处死刑，不容于双方阵营。1976 年阿根廷政变，他不得不逃离祖国，流亡于罗马、马德里、尼加拉瓜、巴黎、纽约，最后定居在墨西哥。直到1988年，阿根廷联邦法庭判决，赫尔曼终于被允许回到阿根廷。此时，他已流亡13 年。
1977年，是令赫尔曼心碎的一年。赫尔曼的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绑架并被杀死。两个月后，他的儿媳在生下孙女后也被杀害，“直到1989年，我才在一个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说到这里时，赫尔曼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只手按在额头上，仰着头。借着台灯的反光，记者在他眼角看到了晶莹的泪光。仰着头，是不让眼泪流下来。那一刻，赫尔曼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力和悲伤，让记者和翻译也顿时沉默了下来。
13年的流亡，也没有改变赫尔曼心中的归属感。在他心中，阿根廷依旧是他的祖国。现在，每年他都会抽出时间回去看看。
坚信诗歌的力量：从追求邻家姑娘开始
“告诉你或不告诉你我的痛苦/ 拥有你的或不拥有你的方式/ 改变那折磨你的热情仿佛/ 会使儿子平静地飞起来仿佛/ 那心碎神迷，声音，冷漠/ 将人与墙壁举起来/ 让你那温柔恐惧的脸/ 狂乱而暴怒，再见吧，心肝。”
这首《公开信》是赫尔曼送给儿子的最后礼物。赫尔曼说，在他几十年艰难坎坷的历程中，诗歌是他的武器，他的慰藉，他的寄托。他在塞萨尔•巴略霍的诗歌中指导了自己口语化的风格，同时认为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学者评价赫尔曼说，他开创了一条对语言和社会具有双重承诺的诗歌创作之路。而执着于创新则是赫尔曼在诗歌创作中的两个关键词。
但却没有人知道，赫尔曼走上诗歌这条道路，是为了追求一个邻家姑娘。
“我哥哥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我4、5岁的是时候，他常用俄语为我朗读普希金的诗歌。我根本听不懂，但是那种音乐让我如痴如醉。之后，我开始读诗。到我9岁的时候，我爱上了邻居家11岁的小姑娘，就想用阿尔马富尔特德诗征服她。可她对此非常漠视，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写诗。可她依旧对我不理不睬……”赫尔曼轻松地说出了这个“糗事”。
此时，说到诗歌，赫尔曼的心情才好了一些，烟雾缭绕中的脸露出了些许笑意。
在许多人看来，经历那么多，赫尔曼的诗歌会和武器一样尖锐，会大肆谱写历史。对此，赫尔曼给予了反对。赫尔曼表示，他从未试图在他的诗歌中谱写历史，“我认为是个唯一真实的主题就是诗歌本身。社会或者政治诗歌在我的创作中占的比例并不大。我讨厌‘承诺诗歌’，相信‘联姻诗歌’——与诗歌联姻。”
还有人认为，对军人政府的仇恨，对亲人的怀念，对个人遭遇的的反思是赫尔曼一生创作诗歌的动力。“那只是不了解我的人一厢情愿地想法而已。”赫尔曼告诉记者，诗人写诗是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既不是幸福，也不是痛苦的经历，才让他有写诗的需要，“因为耳朵里有噪音，所以我想写诗。想要用诗表达出来，这是一种需要。只有在心里有感应时，才能用文学的语言写出来。”
“如果能再活100年，我就继续写诗100年。”
对话胡安•赫尔曼
特别想去兵马俑看看
记者：50年后重新来到中国，感觉怎么样？
赫尔曼：喔喔，变化太大了。我记得，当时我来中国的时候，一路上都是用粪便浇田的臭味。我还看到，由于没有汽油，一些汽车只能用推得。时间实在太久了，我就记得这些记忆的片那段。现在，不管是北京还是西宁，高楼大厦随处可见，你看看，我们在酒店吃得有多好。虽然，我具体不了解背后发生了什么，但能看到得，就是事物本身最实质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30年，相当于欧洲国家发展400年。哈哈，诗人就喜欢做总结。
记者：我来自西安。第一次到中国时，你到过西安。现在对西安还有印象吗？
赫尔曼：是的，我去过西安，呆了大概4天。印象最深的是tower（记者补充：大雁塔）。是的，就是大雁塔，特别漂亮。另外，我现在还听说qin dynasty soldier（记者补充：兵马俑）特别壮观，特别想去看以看。
记者：你对中国诗歌熟悉吗？
赫尔曼：我读过很多中国的古典诗歌，我知道杜甫、李白、苏东坡。不过，对于中国的现代诗歌和诗人，由于语言的缘故，就不怎么清楚了。
诗人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记者：1955年，你创办了诗刊《硬面包》。“面包”意味着诗歌是人的第一需要。那在争取人的权利和社会作用上，诗歌是否也能像枪一样吗？
赫尔曼：诗歌总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财富，愉悦人的心灵，告诉一个人他是什么，也能给予他某些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东西。但是诗歌不可能颠覆社会或改变一场战争。诗歌有这样那样的社会作用，有点夸张了。不管是诗人还是作家，也并非像斯大林说大那样，是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只是写字而已。
记者：在流亡的过程中，生存处于什么状态？
赫尔曼：在意大利，由于语言的问题，我一直处在愤怒和物理的状态中，导致我多年无法写诗。这应该是最悲惨的事了。
记者：以前，你从未和任何人说过你写诗，是吗？是不是孩子们认为你当诗人不好？
赫尔曼：是的。写诗是一种隐秘的激情，只有这样才更有趣。我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看待，但如果我自诩是诗人，他们肯定会取笑我。
诗歌边缘化不是诗歌的错
记者：你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后，特意选择了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5个亚洲城市来传播文化。为什么选择的都是亚洲的城市？
赫尔曼：亚洲，尤其是中国有着很古老的文化和历史。因为东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的沟壑，我对亚洲理解还不够，我希望能多了解亚洲，尤其是老朋友中国。
记者：在世界范围内，诗歌似乎正在逐渐走向边缘化。你觉得，诗歌的生存和发展会走向何方？
赫尔曼：我不好预测。但我认为，诗歌作为人类情绪，现实的最主要表达方式，诗歌就算边缘，也不会消失。诗歌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边缘，不是诗歌的错，也不是诗人的错，事儿这个世界的文化本身就很畸形，是它们的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