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凌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条道路比丝绸之路更为悠久—以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为始，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比丝绸之路更为漫长—它通过草原、沙漠和海上所建立的道路，第一次把不同地域的文明连结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条道路上诞生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从长安到两河流域，再到埃及、希腊、罗马，文化的形态跨越了种族、语言和地域的隔阂，通过相互融合而闪耀着文明的光辉。
然而，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路。在中国的正史中，丝绸之路没有任何记载，以至于今天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连“丝绸之路”一词都不愿承认。在西方史学界，情形也大致如此。从东方到西方，丝绸之路几乎同时被遗忘，在这条路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也在历史中湮没不复。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丝绸之路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与热烈回应。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格局中，“一带一路”以其和平、交流、互融、对话、共享的特殊内涵，表达出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的宏伟愿景。在这个背景下，以“一带一路”精神为动力，再现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阐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特质，彰显丝绸之路价值的当下意义，正日益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主流。中国国家画院启动的具有深远文化战略价值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正是这一文化潮流的缩影。“古代文明与当代社会—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一带一路’艺术考察专题研究展”，是“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一个部分。本次展览通过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组织的30余位专业画家的考察、研究和创作，较为充分地显示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它意味着这项重大创作工程已经走到最为关键的攻坚阶段。
虽然这次展览以丝绸之路西端—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的写生、创作为主体，但实际上油画院艺术家们的足迹早已遍及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域。作为“一带一路”精神最早的领悟者，油画院的艺术家们以题材的广泛性、形态的多元性，以及手法的多样性精彩地回应了“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题材的广泛性与开放性是这次展览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艺术家的笔下，无论是古道明月、梵音涟漪，还是异域风情、茶马古道，无论是神秘的燃灯节、苦水社火，还是今日都市的微生活，无论是丝路絮语，还是远古回声，无论是行走于斯的先贤，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胜景，无不或高亢、或低吟地描绘着丝绸之路这条历史上最为古老、世界上最为绵长的人类互通共荣之路。在作品的现场，迷人的古道气息与生机勃勃的时代气象交互相生，诱人的味道弥散于历史的天空，入人心目，沁人心脾。比起传统的再现手法，艺术家们似乎更愿意将作品当作文化符码来加以建构，由此洋溢出的象征、隐喻、寓言的意味，将观者带入冥思与遐想。在那里，丝绸之路将被幻化为巨大而深邃的民族史诗，而内蕴于其中的丝绸之路真理也将一一现身。
丝绸之路所覆盖的广阔地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人类文明。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交流、贸易、冲突、融合，将这条道路打造成了各个民族的“精神磨刀石”，铸就了各个民族的性格与精神。这次出展的以不同民族人物为主体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回应了这一史实。靳尚谊创作于1995年的《行走的老人》和2016年创作的《藏族宫廷舞》，前后相距20余年，虽然风格相去甚远，但不变的却是对人物内在心灵特质的准确表达与呈现。在詹建俊作品《舞》中，非洲原住民部落舞者的修长身躯穿梭在暗如夜空、暖如篝火的红黑色调之间。在描绘人体的矫健笔触，鼓点般震颤着的白色首饰以及摇曳的黄色草裙，强烈的明暗对比和色彩跃动中，人类生命原初的自然律动，似乎通过画家的笔尖冲盈而来。全山石的作品《昆仑山青年—洛孜伊明》和《盛装的塔吉克姑娘阿依古丽》，几乎可以当作高原民族性格的谱系来加以分析。闻立鹏这次展出的是两张旧作—《卓玛》《藏族民兵巴采》，无意中，这些作品提醒了一个事实：丝绸之路民族性格与形象的塑造，在遥远的年代即已开始。同样，妥木斯的作品《瞑色》虽然创作于1995年，但夸张的造型与沉稳内敛的色彩所营造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已然超越形象本身而带来对丝绸之路远古草原生活的无尽遐思。杨飞云的《冬日盛装》和《新疆塔吉克大学生》分别描绘了藏族和塔吉克族的女性形象，画家以严谨的造型、和谐的色调、朴茂的笔触，在对象真实的生活环境中细腻地捕捉着她们的内心世界。在张祖英笔下的“埃及纪事”系列作品，无论黑袍遮面、只露出一双明亮眸子的埃及女子，还是白衣加身、抬首张望的骆队少年，抑或是皎洁新月下阿拉伯庄园的浓郁气息，均显示出画家在异域人物塑造和风情表达上的匠心独运。而《吴哥的微笑》则具有迷离的寓言性质：庙宇石柱在阳光下规律性分割的阴影，与巨大古代神像擦肩而过的当代僧侣，共同呈现了一个象征性的瞬间。画家试图带领观众去思索何为永恒，何为时光，何为信仰。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贯穿了河西走廊，连结了欧亚大陆，记录着沿线各个文明形态在历史长河中的风云变幻，以及各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造就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也形成了繁花般的民俗风情。以多样性手法，表现不同民族的生活场景，呈现不同民族的生活与审美情趣，成为本次展览的显著特色。赵培智以对新疆少数民族人物的卓越表现而著称。本次展出的作品刻意减弱了用笔的厚度，强化了画面的抒情性，更多地释出了生活的情趣。而俞晓夫对人物和场景的描绘，则以他擅长的超现实方法，巧妙地处理了主体与背景之间的迷幻般的关系。历史和文明的变迁，在曹明的系列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证，画中的人物，徘徊于现代社会与民族传统、宗教与日常生活之间，由此形成画面微妙的隐喻关系。何红舟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既来自于对街头生活情趣的捕捉，也来自于暮色中的宗教景观，这让他的画面不间歇地周游于出世与入世的迷茫中。与何红舟相比，孙晓龙更注重人物情态的细节表达，日记般的叙事中，画面形象一如周遭的人物那样生动、活泼，充满乐趣。值得推崇的是文国璋的《闺房里的新嫁娘》。画面既是塔吉克族新娘出嫁的日常情景，又是一首气象宏大、充满和谐之音的抒情长诗，也是塔吉克族最具民族特性的群像，从中似乎能读出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因此，与其说这件作品是视觉的，不如说它是诗意的。
如何将历史史实转换、提升为宏大史诗，始终是“一带一路”创作的关键性课题。本次展览因是阶段性成果，并未完全触及这一课题，但在郭北平、罗朗、张立平等人的作品中，已透露出些许这方面的信息。郭北平笔下的音乐家王洛宾，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在驴车上弹琴歌唱，场景平实却动人心魄。画家通过高超的想象和诗意化的叙事能力所重构出的历史场景，让我们恍然回到歌王的乐声中。罗朗笔下的旧日上海码头，用降格的色调加以处理，突出了历史沧桑感，近于黑白色调的表象之下，暗示出上海港在近现代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张立平的《涨海声中万国商—元代泉州港》中，艺术家的想象力再一次主宰了海上商贸史的重建，大面积暖色中所呈现出的百舸争流的繁荣场景，让古代泉州从历史的烟云中走向当代。
对题材意义的破解与解读始终是重大题材创作的基石与前提。从东方艺术家的视角，以现代人的观念，重现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乃至中国古文明，成为艺术家们的独特追求，这一追求也决定了他们画面的人文质地。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家们是古文明的现代重构者。戴士和的《祥云飞天》、丁一林的“远古回声”系列作品、杨参军的“丝路絮语”系列作品等，都用最简练明快的笔法与饱和的色彩展现历史星空中的片段，线条、色彩的跃动感展现出画家们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历史沉重的脚步在他们的作品中似乎变得轻快。曹新林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故事》、宛少军的“埃及”系列、张新权的《尼罗河》、杨松林的《河畔人家》、郑乐的“残破的记忆”系列，均用在场纪实的手法反映古埃及文明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碰撞与纠葛。在这些画面中，埃及民族生生不息的火焰并未随着法老时代一起被时间的流沙湮没，反而日益闪射出时代的魅力。画面上，参观者持着照相机，鱼贯涌入高耸的神殿石壁之间，快门的声音似乎频频响起；戴白色头纱的少女们带着些许胆怯和敬畏，在博物馆中举首凝视着古典时期的塑像。无论是画中的人物，还是执笔的画家，每一位当代人在面对浩瀚人类文明时的复杂感受，让画面无意中被赋予了文化的质感与厚度。在这个系列中，钟涵的《沙尘暴之履涉》无疑是最为独特的。颜料和笔触多层叠罩、堆积，不仅没有让画面因吸油而变得斑驳，反而因大面积的色彩笔痕交错而更加粗粝、雄浑。伴随着滚滚沙暴而巍然不动的巨大山体上的摩崖石刻，穿越岁月之困，铺陈着自己的前世今生。中国古典文明的历久弥新在这件作品中体现得极为透彻。
以东方艺术家的视野观照、呈现丝绸之路上的景观，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意味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艺术家们的这次考察、写生、创作的“景观”，并非简单的对景写生，而是在与自然、天地对话中心灵意象的呈现，一如美国画家格雷弗斯在了解东方绘画后所说：“我意识到艺术和自然是心灵的风景，从中我们可以觉察出人类存在的本质。”任传文的“金色尼罗河”系列作品和马琳的《卫城》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层时光的滤镜笼罩在埃及与希腊的大地之上。在北非，沙漠中的骆驼、神像与红海金色波涛里的白色帆影遥遥相望，画中旅人一张张古风盎然的面孔向画外凝视，空间与时间的混沌感霎时被强化；在卫城，远处的千年古城笼罩在斜阳下，近景中郊外小河上飘摇着一叶无人撑桨的孤舟。在画面下方大片阴影的衬托下，小舟将要去哪里无人知晓，平静的河流没有为观众指引方向，但画面所洋溢出的象征与隐喻意味，将观者带入沉思。神人共存的隐秘世界似乎在画面中显现，人类关于玄冥天地的遐想依然不会停歇。沈行工在“地中海明珠——希腊风景组画”系列中，运用自己最为成熟的绘画技法勾勒出白蓝相间的希腊城市。样式古老的现代建筑坐落于蔚蓝海岸和现代公路之间，大量白色颜料辅以蓝绿色块的点缀，暗示着对纯粹美学保持着终极追问的古希腊文明，依然在耀眼的阳光和清透的空气中驻足。遥远的卫城之下，熄火的摩托车，靠岸的游艇让人感受到一份荣光落幕后的闲适。庄重的《布达佩斯的雪》是这个都市的传奇性再现。高耸的哥特式教堂与静卧的现代建筑相拥交错，在纷扬的大雪中静谧地书写着关于城的历史。心灵风景的神圣性、宗教感同样完整地呈现在白羽平的《河西走廊的阳光》之中。与上述作品比起来，李江峰的作品《心扉—爱琴海》《心扉—尼罗河》则如同这两个文明一样迷人而隽永。
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艺术家在表达“一带一路”主题的同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美学诉求。事实上，以丝绸之路题材为动力和资源，着力于中国当代油画体系的构建，正是这次展览的文化理想与信念。众所周知，以新题材催生新的美学形式，是中国美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的主题创作，是一次巨大的美学机遇。通过对这次展览的阅读，可以领略到这样的文化景象：丝绸之路精神与题材所唤醒的想象力与美学渴望，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艺术家们创建新形式、新语言的实践。胡明哲的“圣托里尼”系列作品聚焦于变化多端的拱门、对开窗以及马赛克式的街道。画家通过中国园林移步取景的方式，以大面积几何形状的明暗、冷暖色块的切换，组织出富有装饰意味的画面。这种刻意弱化造型感的处理方式，增强了爱琴海畔小城建筑错落的质感，大片颜色的晕染、叠透，也让画中的圣托里尼多了一丝东方神韵的光芒。与胡明哲的明快与装饰意趣不同的是，闫振铎的2017年新作则执着于神秘形式意味的探索，凄迷、含混、孤寂交织为画面的不可捉摸的意象；长期着力于西藏题材表现的王琨迷恋于高原特有的秘境，为此，他不惜将日常的牦牛抽取为涌动而来的墨块结构，由此带给画面超常的气质：抽象与具象、物体与结构彼此对抗又难以分离。
这个展览虽然是“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但其象征意味却是浓厚的。简单地讲，它所展示的作品，不仅意味着古代文明与当代社会所交织成的价值已成为艺术家们的叙事主体，而且还将由此开拓出油画美学实验的胜景。有趣的是，这两者同时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景观，那就是油画中正在形成的“中国学派”。接下来的问题是，本次展览为何尚未展出即获得普遍的青睐？答案并不神秘，它可以这样表述：当艺术家双脚站在历史余晖与时代精神的交汇处时，一切即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