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5新潮到2016，中国当代艺术30年之际。艺术批评的失效、艺术生产的同义反复、资本的泛滥与盲目、艺术媒体的自我审察与判断力缺失…我们究竟置身于最好的时代还是最糟的时代?艺术生态仍旧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已经沦为一场无穷无尽的电子游戏，在一次次的GAME OVER之后等待新的玩家(资本、艺术家、画廊、操盘手…)的投币重启?
2016年11月27日，第七届艾佳生活新星星艺术节在郑州揭幕之际，《GAME OVER: 让我们聊聊艺术、投币、通关与游戏》2016年中国当代新星星艺术圆桌论坛也如期举行。
本次论坛由知名策展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郑闻主持，邀请来自全国的青年策展人、评论人共同参与，以最犀利的视角切入当下中国艺术的种种纠缠态，直接进入对于艺术生产机制及其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消费模式、媒介控制的剖析当中。
批评的有效性?
如何有效的批评?
论坛首先围绕批评性的有效性展开，针对长久以来，艺术批评处于“失语”的状态，本次论坛主持郑闻援引主题“游戏”来解析这种现象：“游戏”中涉及的“玩家”资本，有艺术家、机构、策展人、评论家以及媒体，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话语权博弈的问题，既然是游戏，谁来写程序，游戏当中谁来主导，需要明确的分工。然而他指出，在中国，关于美术馆、画廊、艺术家……等艺术生产消费模式一直没有形成合力。
青年艺术评论家李国华认为，中国现行艺术市场游戏规则的模式基本延续着欧美的模式，虽然中国的产业链已经建立起来，但也同时面临着中国的投资者有些抱着短期套利的心态和纯粹出于投资目的、以及艺术市场体制并不成熟等问题。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馆副馆长胡斌也指出，批评家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来的变化，反映出批评本身和市场的惰性，值得反思与批评：“批评家的角色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全球范围内批评家的地位都在沦落，他在当下的艺术游戏当中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在他看来，当下艺术格局当中批评家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型：“目前批评家转向策展人的工作现象出现，这说明了批评家在现有艺术格局中很难拥有话语权。批评家很难进入到艺术权利的格局游戏当中，这个是全球范围内的情况。”
同时，他指出，批评家也正面临着几大惰性考验：“一方面似乎批评产生了问题，批评家更多的是在做策展方面的工作，因为策展在资本格局中貌似有话语权，这首先体现出了当中批评语言中的惰性：批评家在批评词语使用时，所用的较封闭的词语游戏，当这个词语的游戏变成技艺和技巧时，批评家所用的这些词语是非常模糊的，好像来指普遍年轻艺术家的状态，其实并不能真切的对应我们艺术家真正的面貌，这是惯性其实也是惰性。”
“具体每个年轻艺术家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应该深入的观察这个年轻艺术家，你真正看到他的具体的特点、现象、才能做出真切的对应的陈述和阐述。” 胡斌指出，另一种惰性是对于国外流行概念的简单搬运：国内很多貌似很前沿的策展理念，实际上在国外很多年前它已经做过了，它变成搬运的方式。
他表示，同时也要反思的的是艺术家和策展队伍的圈子化问题：“虽然很多展览在不断的在换题目，但是艺术家的组合仍然是批评家所针对的圈子的艺术家，这也是惰性之一。”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青年批评家林书传指出不要把批评家的如何生存当成批评无效的借口：“很多研讨会都提出批评无效性的问题，有一个借口就是生存的问题，大家都不要把生存当作借口，因为并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做事情。”
本届新星星艺术节执行策展人、青年批评家廖廖表示，“批评的有效性”所谈论的更多的是如何面对利益与学术的平衡问题：“批评家在面对一个艺术家作出评价之时，通常都取决于利益、立场和学术的态度。因为面临的体制都一样，所以今天青年批评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和老一辈批评家一样，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他同时指出批评受众群在扩大，“批评该写给谁看”的问题：“我们写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到批评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是给写给艺术家、艺术圈、还是更普遍的更广大的爱好艺术者看?这是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的问题。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虽然他们可能基本上都看不懂，但是你不能否定他对艺术的向往和喜欢。艺术家跟爱好者之间，展览是最直接的接触，所以多写一些能够面向更广泛的受众的评论是应该的。”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当代艺术调查局负责人宋振熙发言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青年批评家尹丹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当代艺术调查局负责人宋振熙由此谈到了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的问题：“大家应该是相通与交流的圈子，应该互相刺激。单靠一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青年批评家尹丹认为，批评的有效性首先需要增强语言的有效性，尽量多使用可被“试错”的叙述，少使用“气韵生动”等笼统、模糊的概念。批评文章的文风应与文学文章的文风有所区别，在此，语言的“明晰性”或许比语言的“智慧性”更为重要。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喜欢海德格尔的人比喜欢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的人要多得多，这或许已经可以体现出我们在语言方式上的偏好。
影像批评家海杰表示，批评家正处在立场的转变之中：“最近有一些苗头，很多批评家在写简历的时候不写批评家的身份了，而写从事展览实践和写作。这种词语的转变就意味着立场的转变，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困境。批评对象，有自己回避的“逃跑路线”。现在批评的语言里面就是剧场化，它就是不提问题，只提表演，所有的词语都是为了表演而生。”
青年批评家王栋栋也谈到了批评家的角色和身份的问题，在他看来，批评家不是一个做市场的人，批评家应该有独立性，面对现有的文化战略发展，批评家应该承担着发现艺术家专业性的能力：“今天的艺术是通过策略，让公众对文化的主流因素产生依赖，所以艺术已经变得很多元化，并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的艺术。”
新星星艺术节学术总监,著名批评家、艺术史家吕澎表示，尽管今天是处在一个需要讲究游戏规则的时候，需要很具体来讨论工作的方式的背景，但是还是应该坚持思想的独立性，来从事批评工作。
批评与资本谁主导话语权?
现今，资本介入艺术已成为常态，论坛也同时针对批评与资本，谁主导话语权展开讨论。
在郑闻看来，资本的无效性在于它树立不起自己的价值体系，既形不成影响力，也不具有推广效力：“所以无非就是一点钱进来，然后被迅速的消耗掉。“
成都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批评家蓝庆伟指出，现今资本已经远远大于批评的有效性，而面对资本，批评家和批评也面临着话语权合法性的焦虑。
青年批评家姜俊则提出了艺术过度生产中艺术如何独立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在后工业化时代，所有的东西、职业都是过度处于生产状态，同样艺术作品也是如此：“身处多元化的叙事下，今天的艺术并没有单一的标准，大家不会去谈论作品好与不好，而是谈论作品有趣或者没趣，所以现在反而是很多大资本需要批评家。”
他同时指出，今天西方的艺术体系当中，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重要的是艺术家是否在圈内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是否会会成为一个事件和亮点，从而进入到美术馆的收藏脉络之中，引起其它美术馆的跟风?而通过很多美术馆和艺术机构之间形成互相的收藏，确保其作品的升值。所以他指出，在欧洲现有艺术市场中，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收藏家：“美术馆每年获得的资金已经不够去买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大的收藏家在购买，他和美术馆、画廊形成有效联系，资本决定了什么艺术作品是好，什么是不好。当大家看到某个大收藏家收藏了某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作品就进入了升值的脉络。”
四川美术学院CAEA美术馆执行馆长宁佳则认为，今天的艺术批评不应该只是一个内部自身的问题，它的无力或者无效反映出的是今天艺术系统的动态调整。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尴尬的现实是大家经常将批评家与策展人的身份混淆，这个亟待厘清。特别是在以资本主导话语权的大环境下，策展人需要有博弈的勇气和智慧，而批评则要义务反顾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角色认定。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当代艺术调查局负责人宋振熙则认为：资本的源头也有客观性，什么样的钱用到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钱用到什么样的艺术上，它从源头的产生到最后的结束本身并不是那么均衡：“策展人、批评家在这个环节里面要起到搬运工的概念，调节资本之间多和少的关系，或者能够使用的最大范畴，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
青年批评家李国华则希望艺术批评能够给刚进入艺术市场的资本带来提醒：“很多刚进来的赞助资金，被一些在市场宣传上包装的很厉害的项目给吸走了，他们不明白这个市场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的钱无缘无故就被花完了。所以你提出批评是给盲目的投资者一个提醒。”
青年艺术创作小清新化?
谈起当下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廖廖指出，在新星星艺术节的几千件参赛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宛如私人日记一样充满小情调、小哀愁的“小清新艺术”，犹如欧美涂鸦翻版的“坏画”，这其实都是艺术家退缩回到自我的小世界里，表达着个人的小感伤与小情绪，或者用“恶搞”来表达自我的游戏心态。
胡斌也指出了“小清新”是目前年轻艺术家创作的倾向之一：“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每个年轻艺术家都会说这件作品表达的是我的情绪和感受，我把这些内心的点点滴滴表达出来。并不是说不能够做小清新，但是你会发现当作品呈现出来以后，当这么多个人的独特的感受形成同一条河流之后，这就成为差异性同质化的问题。”
胡斌表示，不仅是创作中的小清新现象成堆出现，商业展中同质化的现象也非常的明显。如果把这些都堆叠在一起，就会发现全球都是这个现象，如此知识的趣味思考观念，是值得反思与警惕的。
“小清新”所反映出的青年艺术家缺乏系统性的思考，也是李国华所担忧的：“如果把艺术当成自我情感和表达问题的方式，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做的很多作品，仅仅只是与自己的小情绪有关，而不是看到更大的问题。”
影像批评家海杰指出，艺术家在创作中把个体摆在最前面，但这个个体的自我变成了“自私”，这个自我仅有的那点特殊性被放大了，这些特殊性能不能产生共鸣?有没有普遍性?放到艺术创作当中还是值得商榷的。
吕澎则认为，艺术关心社会，关心现实没什么错，关键是如何关心?这个是需要去讨论的。
所以回到批评家、艺术家、资本的等艺术生态中的相互关系，郑闻指出在当下功利的心态下，应该回到个体的当下去反思：“包括海外的艺术家回到中国，我们期待什么样的作品?在观念层面能够真正的可以打动我们?作为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你长期坚持的标准是什么?你想倡导的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当下非常缺失的，这是行业规范商业上契约精神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