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田自秉先生是著名工艺美术史家、工艺美术教育家，新中国工艺美术学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出生于湖南石门，1944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8年毕业，受业于著名艺术教育家庞薰琹、雷圭元等。求学期间组织“图案研究会”，任第一届会长。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系（现用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田自秉任副系主任，历任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成就突出。主要著作有《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染织史》（合著）、《中国工艺美术》（合编）、《民间染织刺绣工艺》、《中国工艺美术简史》等，并发表过多篇论文，影响深远。
叶喆民先生是著名陶瓷史和书法史家。1924年生于北京，满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自幼随父叶麟趾教授学习陶瓷，在故宫博物院从陈万里、孙瀛洲二位先生赴全国各大窑址考察。1977-1985年首先发现并认定汝窑窑址。上世纪80、90年代兼在北京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陶瓷史”、“中国书法史”，被国家民委会评选为“民族优秀艺术家”，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选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叶喆民先生著述颇丰，有《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寻瓷访古漫记》、《汝窑聚珍》、《隋唐宋元陶瓷通论》、《中国书法史通论》、《饮流斋说瓷译注》等十余部专著及论文百余篇。八十岁后仍主编《中国磁州窑》，2007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
以下为发言记录摘要：
张夫也：田自秉和叶喆民二位老先生是我系健在的最高龄的教授，为我系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为二老庆祝九十华诞并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和教育成就进行研讨。虽然两位老先生本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莅临今天的会场，但会场上陈列着叶先生的书画作品，也有两位老先生的照片和著作。睹物如见人，请各位谈谈对两位老先生的印象，讲讲二老的人格魅力，并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进行回顾和总结。
陶如让（艺术史论系离退休教师）：在这里我年龄最大，82岁。建院的时候我就在，学校的牌子刚挂起来，当时是俄语教师。那时的牌匾不是毛主席写的，是孙中山的秘书叶恭绰写的。后来的牌匾也不是毛泽东亲自所写，中央美院那个是他写的，我们改了两个字，还挺协调。当时到学校来以后，田自秉就在这里。1958年张光宇和张仃他们创办了《装饰》杂志，田自秉就在那工作。创刊的第一期，就有我的关于苏联工艺美术的一篇稿子。田自秉是创办史论系的元老之一。刚开始由于我搞外文，跟他接触少，后来的相处则是非常长的。当时为了撰写《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我们两个曾经组成一个团队到地方上去——到井冈山，考察苏区的情况。《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我写了一部分。能够写成这本书，也归功于组织者奚静之老师，田自秉和王家树是主要撰稿人。这本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当时地方上根本就没有工艺美术课，这个算是最基本的教材。
田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刻苦勤奋，系里很多老师都赶不上。他刚开始在图书馆工作，找书根本不用查目录，走到书架旁就能找到，学生们找书找不到就直接找他。他在图书馆工作，虽说是一种埋没，但客观上成了好事，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一生很清苦，也很坎坷。我们文革时被下放到石家庄郊区，他的处境很糟糕，心情也烦闷。直到恢复学校招生的时候，才让他上台讲课。
我个人对陶瓷很感兴趣，跟叶老师也有接触。叶老师很有性格。他当时对陶瓷系有些看法，我就劝他。他说：我跟他们讲五代很简单的东西，他们都搞不清楚，我怎么会不生气。叶老师的确有水平，不喜欢不学无术的人。对这一点，我很尊敬他，他对陶瓷系的贡献很大。
祝重寿（艺术史论系离退休教师）：我好多年没来学校，今天特地来参加这个会。田先生和叶先生我都特别尊敬，是我的老师。田先生直接带我，我是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的博士。叶先生我也经常请教，他是真正搞鉴定的，很专业。其他几位老先生都对我有帮助。尚爱松老先生，我经常登门求教。王家树老先生，一聊起来慷慨激昂，文采飞扬。
我的感触有这么几方面：一是这些老先生们对国家非常关心。每次去老先生家，他们都要谈一些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二是对我们的教学很关心。每次去探望都问我学校怎么样。国家的退休制度很糟糕，正是在老先生们起作用的时候，就全都让退休了。还有一点，就是老先生们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人，越是有架子的人，越是没有学问。比如田先生，他允许学生提不同意见。我去他家请教，田先生和夫人吴先生，有时候我们一起谈，甚至谈着谈着争论起来。有时是他们俩争起来，我还在中间调解。田先生有时闹小孩子脾气：“你不要说了。”吴先生就不讲话了，但心里是不服气的。这是老先生的可爱之处。还比如说搞染织的柴扉先生。我去他那下棋，我的水平很差。老先生有意思，每次我吃他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研究研究”，到我输子儿也这么说，他就说不行不行。我与尚爱松先生住得近，经常去他那儿。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写文章让尚爱松老师看，他都热情鼓励我。回想起来，那时我写的连中学生的入学水平都没有。接着他给我提意见，一二三四五，说出条条框框，听完心服口服。叶先生也是这样，平时我还会跟他聊天。比如我看电影《三枪》，觉得太糟糕了，就跟叶先生交换意见。叶先生说张艺谋是“青提”。这是跟他们的接触。
他们的为人也特别让人敬佩。有个共同的特点——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文革时期，两位先生长期受到打压和迫害。那天参加学校研讨会，田先生很好一个老师，莫名其妙地被加上罪名，处境很糟糕。他在学校里监督劳动，长期喂猪，这是我亲眼见的。田先生写的书是偷偷写的，根本就不允许写，一旦发现，就是罪名。那时候让人知道写书是不得了的，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后来我跟田先生学习，当时的资料很少，只有一个文物杂志，一个考古杂志，再加上图书馆的一些资料，就这样开创了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包括庞薰琹先生写《装饰画》，也是这种情况。越迫害压制，我反而越挫越勇。我通过学术，来证明自己。叶先生也是如此。陶瓷史我最早看的是叶麟趾先生写的书，非常敬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具备了国际眼光，到现在很多研究者都不具备这种眼光。但那本书很精简，我非常希望有个注解。《水经》重要，《水经注》更重要。后来叶先生做了这件事，也只有他能做这件事。在那本书里有定窑的发现，据说日本人小山富士富想要冒名顶替。有意思的是叶先生发现了汝窑窑址以后，也不受重视，上海有些人也想要冒名顶替。这些事情反映了当时老先生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史论系应该学习这些精神，没有逆境不可能成才。
奚静之（艺术史论系离退休教师）：两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好，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对两位老先生的印象。那时候的条件确实艰苦，经费不足，没有软件硬件，人数也不够，但这些阻挡不了我们办学的热情，两位老先生也为系里的教学工作做了很多的贡献。田自秉先生，踏实稳重，治学严谨。叶喆民先生，出身于陶瓷世家，不仅在陶瓷史方面有杰出的成就，还是汝窑的发现人。他文采风流，能写诗能画画能写字，尤其是他的章草，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是一个大书法家。他们两个都比我大十几岁，在教学和生活上给过我很多的帮助，我们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教学方面的和学术方面的，也会坐在一起探讨。他们两个负责教授的中国工艺美术和陶瓷史书法史的课程，是我们系成立之初的重要支柱，到现在也是功不可没。
林华（田自秉先生的博士）：我给张夫也老师鞠个躬。这个研讨会2007年的时候我当面跟田先生说要办一个，但是没有办成，有人说我们俩（方李莉）没有资格。如今夫也给办成了，我很感谢，这样也有脸面去见老师了。我是学艺术设计出身的，来读史论系，可以说是最没有修养的。田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高，本不想招我。闲聊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想研究艺术设计美的成因的问题。田先生说他也很感兴趣，就把我招进来了，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
方李莉（田自秉先生的博士生，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跟田先生的感情比较特殊，我是他唯一的女博士。因为这样，师母对我非常好，每次到老师家就非常热情，不住地给我夹菜。田先生在工艺美术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书一版再版，都在高校做教材。他一直希望有一部工艺美术的通史，一直都在写，可惜出版方面的种种原因，到现在都还没出来。我写的是单独的陶瓷史，齐鲁出版社要出版，也算是献给田先生的礼物，扉页上就写了“献给田自秉先生”。他当初鼓励我读了北大人类学的博士后，因此，我也学会了用人类学的角度看工艺美术的问题，陶瓷史就是用这种眼光书写的，一写就是16年。叶喆民先生我也很尊重，因为是写陶瓷史，看了很多他的书。
吴明娣（叶喆民先生的硕士生，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我是带着使命来的。叶先生一个月前摔了，我来代他说话。他身体很不好，90岁了，老天保佑。他在北京医院经过了两个月的磨难，挺了过来。他对负责照料的学生说：小军，我还不能死，我的书还没有写完，还不能跟人家交代。老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是我们最好的精神财富。我对叶先生的印象，一个是学究，一个是严师。他的严厉让我发抖。我是一个让他看不上的不成才的学生，一直都不能让他满意。但也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不断努力，才让我走到今天。叶先生80岁以后还是著述不断，不仅仅是编而已，很多都是亲自动笔。这也足以说明，一个严师和学究对教学和学术的贡献。
田先生当时给我们上工艺美术史。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做设计史，但我一直坚持做工艺史。他们两个是史论系重要的学术奠基人。一艘小船在风雨中飘摇而不沉没，一定是有压舱之宝，这些老先生就是这些压舱之宝。借这个机会，我也表达对奚先生和尚先生教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胡照华（艺术史论系离退休教师）：我跟他们两个接触不多，但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可以回忆。田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说上三言两语：“你要多写，我每天都写两三千字。”这话语重心长，我回去好好琢磨了，很受益。还有一次在走廊上碰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查出来了我是苗族！他说少数民族里也有很多的专家。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特色和工艺美术一定要重视，56个民族，重点的那几个民族要摸透一些。我前几年写了一些佛教美术的书。藏族人很聪明，他们有很特别的空间设计思维，比如说唐卡，大大小小，里面有很丰富的人民生活的内容。唐朝的人生活很丰富，故宫就收藏了一个皇后做的唐卡。还有就是，我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个月就交稿了。因为我写过一个通史，就是缩写一下，很容易。我都没送给田自秉，觉得拿不出手，只是中专的教材。他打电话来，说怎么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啊，很好，百花齐放。第二次是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专著。他对我打电话，我非常吃惊，他到老年还在不断地读书。田老师的工艺美术两个特点：一是简明扼要，非常精到，跟王家树先生不同，王先生妙笔生花，很有文采。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可能大同小异。另外一个是注重实践。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学者，我们一定不能脱离实践。我对中国的工艺美术史写作有个建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工艺美术起码一万年以上。五千年不准确，历史是绵延的，不能割断。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开发的空间，值得我们分头研究。“工艺美术”这四个字，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
叶先生我不熟。我从《中国文物报》看到他的连载文章。我在老家景德镇有机会考察过一个礼拜。当地让我做报告，我说做不来，是小学生水平。我们宋代不只十个世界有名的窑址，现在一个个复原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叶先生很了不得。要恢复老东西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科技含量在里面，所以很艰难。两位老先生都值得尊重。
赵农（史论系毕业生，现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系主任）：我是作为一个学生来汇报来参加系庆。毕业后26年，经历很多的磨难。我出版了15本书，现在送给系里一套。这么多年，我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出书，第二工作。在这里对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的关怀表示感谢。我出差的时候带了许多丝巾，送给各位先生。
杨先艺（史论系毕业生，现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系主任）：我的书虽然没有赵农的多，但也写了很多本了。我的博士以前跟我说过：翻过所有的书之后，发现田先生的书含金量是最高的。田先生开创了一个学科。传统的工艺美术史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设计？如何把中国的文化体系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中国现代的设计学体系，不能慢慢走向死胡同。
杨阳（史论系离退休教师，史论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我回忆一些与老先生们在一起的片段吧。田先生出了工艺美术史的书之后，很为难，告诉我他的样书不够，没有那么多的书送我们。我说没有关系，把书放到系里面，我们轮流看就可以。那本书在北京迅速脱销，但他最后还是把书都送给我们了。我的毕业答辩是关于剪纸的。叶先生问我：剪纸在陶瓷里是怎么运用的。我说这纹样是在磁州窑里面。叶先生说你再想想，然后发现答案是吉州窑。另外有一件事，每年去看望叶先生，他都会提到他的宝贝们。他希望捐给学校，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人落实，我希望能将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他很着急自己的身后事。
苏滨（史论系毕业生）：我给叶先生整理了一些琐记。他的笔记摞起来有两三尺高，治学非常严谨。俗话说少壮功夫老始成，叶先生就是这样。他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注意。叶先生是先找到瓷片，对瓷片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后，再去找窑址。叶先生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厚，师从过徐悲鸿、罗复堪、溥心畲等大师，习字已经有八十年了，因而他的书法有一种很古朴的感觉，很有诗书气。他在书学方面的研究，就是书法通论了。治学很用功，非常值得学习。
张夫也：各位的发言十分精彩，对我系来说是宝贵财富，对我们以后的教学研究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在这里我代表史论系向各位深表谢意并给大家鞠躬致意。由衷祝愿两位老先生健康长寿！也愿在座的各位老先生们健康长寿！
（记录、整理：王家欢、安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