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杨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1987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问：您最早为何选择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听说您之前在荣宝斋工作过，还是北京市的“三八红旗手”，请您谈谈考学前的工作学习经历。

答：我是1982年国家出版总署“新长征突击手”，并不是“三八红旗手”，属于市级劳模。这要源于我上大学前在荣宝斋工作，当时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在师傅的带领下印制了《中国古代版画选集》、《十竹斋画谱》、《北京笺谱》几套大部头画谱。我工作认真，每天做工作日志，技术上总结得具体细致。没想到当年的年终总结被发表在国家出版总署的核心刊物《出版工作》上，在国家出版总署年终总结大会上发言，并荣获了当年“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当年我虽然已经工作，但没有放弃绘画训练，荣宝斋有很好的艺术氛围，同时在领导对年轻职工在学习上的支持下，我进步很快。1983年参加高考，当时主要想考夜大学，因为在荣宝斋的工作已经很好。说来也巧，当时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4岁，我已经26岁了，但因为是市级劳模可以放宽年龄限制，我就想试一试北京最好的两所艺术学院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我父亲是央美的教授，为了避嫌，我就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那时是史论系创办后第一年招生。

我当年同时报考了北京市的三所夜大，没想到最先收到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入学通知。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惊喜，而是很紧张。一个是意味着我要脱产去上学，放弃一份好的工作，另外我也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怎么能和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一起拼学习呢。但是最后还是带着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来上学了。很感谢荣宝斋的领导，一直很悉心地栽培我，竟放我走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来以前的同事见到我还说，你要是不那么急着去读书，也许现在是国家级的木版水印非遗传承人了。　　　　　

问：您进入史论系学习后，在班里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学习和课外生活是怎样的？

答：我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插过队、也工作过，文革时还随父母去过文化部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所以大学期间学习格外努力，没想到成绩也都还好，年年拿最高奖学金。我课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常常打破北京市八大艺术院校游泳记录。我年龄大，同学也都把我当大姐，我在班里当了4年的生活委员，每个月帮大家领粮票和助学金。第一年全院选学生会主席，同学对我很信任让我当，我推辞说自己年龄大，要好好学习。但后面几年就推不过了，于是我这个“大龄学生会主席”当了三年，所以和院里的很多同学都很熟。

当时我们班同学关系很好，像一个大家庭，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应。三年级在新疆考察时我生病发烧，鹿镭、王晓岩、霍静宇、郭元平同学将我送到医院看病，是鹿镭背着我去的，十分感动。　

问：当时的课程和教学情况是怎样的？请您分享一下喜欢的老师和课堂，以及印象深刻的故事。

答: 我入学的时候，艺术史论系刚刚成立，设置的课程特别多，中外美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国染织史、中国陶瓷史、中国建筑史、中国书法史……专业上的教学是没得说。当时田自秉老师、王家树老师、吴达志老师、尚爱松老师、叶喆民老师、奚静之老师、周艳丽老师（教日语）、杨琪老师（教唯物辩证法和党史）都特别好，年轻的老师还有北大毕业的硕士陈英英老师、张夫也老师（陶瓷系）、赵萌老师（陶瓷系）。我对每位恩师都印象很深，就像昨天还在上课一样。

尤其记得奚静之老师。奚静之老师是南方人，声音柔和，十分有亲和力，有着女性的魅力和学者的风范，很是钦佩。上奚先生的课，就像看一场好的电影，不但学到了知识，还有艺术享受，下课后大家都不动，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很享受。奚先生一次要外出，有半天课上不了，竟把印象派课的幻灯片交给我给大家欣赏。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奚先生如此信任我，我特别感激。大概有100多张幻灯片吧，我借了系里的放映机，搬回家里反复练习，然后总算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后来，我读了奚先生的博士生，和张夫也老师同时考试，本来只有一个名额，但奚先生又特地申请了一个名额，很感谢她给我这样一个学习机会。

还有吴达志老师的西方美术史，他上课时候把家里的珍贵的录音机抱来，讲到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时候配合音乐讲解，他讲述的是很立体、很丰富的艺术史。当时他住北大，拿着录音机，抱着教材，在北大和工美之间来回跑，特别不容易。

尚爱松老先生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站一会儿，就在过道里从前走到后，他讲中国艺术史，特别精彩的是魏晋这一段，什么是“吴带当风”，什么是“魏晋风度”，一边走一边讲一边提问，他讲课不用幻灯机，带的都是实物。尚老先生的教学都是启发性的。后来和尚老先生的私交很深，我每次看到尚老先生都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激尚老先生，他不只在读书上，在做人上也跟我说过很多。以前每年过年我都要带鲜花去看望尚老先生。有一年我因为外出，跟先生说就打电话问候一下，不过去了。尚先生说不行，别人可以不来，杨阳你一定要来，你送的鲜花一直都不败，我就喜欢你送的鲜花。05、06年的时候我到韩国访学，临走之前去看尚先生。尚先生特别叮嘱我，不要小瞧韩国，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去韩国的时候让我带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给我开一些书目让我好好看，说不能让韩国小瞧我们。看完这些书特别受益，我是一辈子感激他的。出国期间尚老先生病重，我在国外赶不回来，就特意让我的两位研究生带着鲜花去看他，06年老先生去世，没能在老先生临终前见上一面，十分遗憾，但最后有幸还能赶上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田自秉先生，教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性格特别温和，兼具深厚的知识和谦逊的态度。记得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一书刚刚出版，他把我叫到他家问我要不要每个同学送一本。我们班一共17位同学，我就说系里每个同学都有的话，您还要自己出钱，系里资料室放一本，我们轮着看就行了。但是他最后还是每个人送了一本，对我们的学业很关心。

王家树先生，上中国工艺美术史第一节课时，就在黑板上写“王家树、齐鲁人士”，先自我介绍再上课。他教我们如何写作，如何在文章中配图。他判作业给分非常严格，他把为什么给这样的成绩，文章的缺点、优点也都指出来。当时每个先生都是这么做的。

叶喆民先生教我们中国陶瓷史、书法史。拿实物让我们看陶瓷看书法。他十分严格，同学上课迟到不让进，但过后会耐心讲解。还有陶如让先生、陈英英老师。陈英英老师也是十分严格，上课板书特别快，考试也是闭卷考试，上《考古概论》的时候，让我们背历代帝王表、历代器型。当时我的笔记做得特别细致，受益很深。后来我留在服装系当老师的时候，陈老师找我要考古概论的笔记，说她的笔记丢了，觉得我记的好可以拿来参考。现在和陈英英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是史论系的第一届学生，系里的老师都对我们爱护有加，给我们夯实的基础知识，让我们非常受益。　

问：您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

答：我在毕业后，留在史论系任教，但当时凡是留校的年轻教师，必须先做一年辅导员。各个系的书记去学院挑人，当时服装系的书记白莉老师是个严肃认真的老干部，我的名字很中性，她以为我是个男生而且年龄比较大，我就被白老师挑到了。那天到服装系报到，白老师愣住了，还以为是个男学生。我工作做得好，比较听指挥，白老师对我印象十分好。在服装系一年以后，他们系就不放了，我就让服装系截留了。当时常莎娜院长很支持我留在服装系。我就在服装系干了13年教学，当时很愧对史论系。2000年工美并入清华大学，我被调配回史论系，在史论系又工作了十多年。

我的工作虽然老在跳动，但大的方向都是传统的东西，《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赏析》、《非洲服饰》等几本书是在服装系完成的，后来到史论系扩展到整个民间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最近带领研究生一起完成的《虎文化》刚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翻译成俄文发行。

我很早地退休下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对自己有规划。去年在领导和各方面的极力劝请下，我被四川省高校聘请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并任院长。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平台上做事情。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反而更忙了，作为老师的功能还在发挥着作用。

我觉得时间比什么都重要，自己的阅历和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做到你想要的。　　

问：您是怎样进入民间美术研究这个领域的？您第一次开课是什么时候？发展历程如何？

答：我从小就喜欢民间美术，我的本科论文就是《民间剪纸》，一直没有离开民间、民族艺术这个主题，后来自然就转到这个专业上了。记得一次教务院长找我谈话，说把民间、民族艺术课改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就这样课程内容扩大了。我在教学上比较认真，和学生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感情特别好特别融洽，我也特别知足。

今年我去蜀锦博物馆考察的时候，那儿的首席设计师原来是我十几年前在服装系教过的学生，她说自己始终记得我说的“你眼睛里看到的所有东西，要转化成艺术，然后转化成设计、商品” 。我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还在她那儿。

第一次开课是在1983年下半年，当时上的是“田野考察”课，做了一个去云南少数民族服装的调查。理论课开始上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服装概论、非洲服饰，回到史论系后，上过民间民族艺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国版画史。

我觉得我在学术上没有成绩，虽然出了十多本书，只有和我父亲杨先让先生合著的《黄河十四走》是田野考察和理论结合的。觉得自己挺笨的，下得苦功夫挺多，但这个学科确实前人做得少，我也只是尽量摸索。　　

问：您常带学生进行暑期实践，也常在祖国大江南北奔走，去考察民间艺术，这源于您怎样的坚持，有何建议？

答：我从自己的性格和专业上考虑，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愿意出去，我好奇心比较强，兴趣点比较多，愿意接触新事物、新文化。带学生做考察很累、很费心，基本都在照顾学生，真正做学术考察时都是一个人作。考察课给学生的是一个基本的训练。去年我带了最后一年考察课，到东北考察了三个少数民族文化。关于带队考察，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方法，都有不同的体会，我觉得只要有责任心的老师，愿意付出的老师都可以把它做好。　

问：您对史论系的教学和学科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答：史论系30年的历史不容易，也是风风雨雨，包括改革和合并，老先生很多也健在，他们对学生、对工作的态度都很认真，真的让人很感动。其实做学术、做理论出成果都不快，没有市场，比较苦，只要能像苦行僧这样坚持下来，就会很有发展。

目前，系里的学科发展了，引进了很多人才，同时学科也被细化了，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专题，我觉得很有前途和信心。希望年轻人能够后浪推前浪，让艺术史论系越来越好。同时在不违背院校规定的基础上，要有特色，招生还是应该招一些有艺术素质的学生，因为艺术需要积累，眼光需要积累。　　

问：请您针对系庆30周年，对史论系以后的发展做一个期望或者寄语。

答: 我希望艺术史论系能够越来越好，借系庆把史论系的历史用文稿整理一下。不要忘记老先生们，他们是艺术史论系的基础。目前的教师是中坚力量。史论系培养的人才并不是单一人才，而是综合性的，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好。（采访：梁开 仲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