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画家方索（François Bossière）喜欢长时间地观看海鸟在涨潮时的忙碌，潮涌时它们被浪峰追迫着往岸上奔，浪消时就又追随而下一路急促地叨食沙滩上的海虫。海陆交界之处两栖生命流畅舒展，就像边境上居民往来自如豁达。我正是在边缘性和临界地带上欣赏《天性的力量》这个不落俗套的画展。
策展人张艳波的视野是多维的，她的N-Dimensions艺术项目亦然。艺高胆大，让我觉得她像个执着的炼丹人。与淘金者正好相反，她要把多样性放在炉火中熔炼，让其中的共性出其不意地呈现。我们可以把这次展览视为一场跨界相遇的行为艺术，作品与作品之间，创作者之间，创造者与观者之间从此将持续地发生着（happening）什么，从陌生和遥远处渐行渐近，一次趋向某种未知的精神状态的艺术之旅。她从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创作思考中获得启示，看到勇于摆脱观察习性、文化制约，勇于破除正统规则和经典技艺是艺术创新的重要前提，并从他倡导的“原生艺术”中进一步发展出“原生创造力”这个学术概念，并用来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划思路。
让我觉得既巧合又有趣的是，筹备这个另类小画展（小尺幅、边缘人、“儿童画”）期间，发生了威尼斯双年展引起的中国艺术界的心理雪崩：郭凤怡，一个农民、一个女人、一个鬼画符巫婆、一个不及儿童的涂鸦者、一个因利益不均心崩的死人，竟然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被请进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无异于嘲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眼里仿佛中国艺术界“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也没有当代”，偌大中华岂不是“无一真男儿”（主席语）！有趣在于，一次例行的国际艺术展览，竟激怒了整个中国艺术界，让纯艺术的、挺政府的或要独立的七门八派联合起来，口诛笔伐，义愤填膺地否定这位从“气功态”的体知和《易经》佛道的灵异中获得冲动的艺术实践者，将她的中外策展人指斥为“浅薄”或“炒作”，即便是反学院制，也类似文革“扶持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全面接管政权”。于是纷纷奔向水城威尼斯，展示国际艺术的“体制外”，向外国人示威讨要中国“话语权”。那种“要说法”的方式也让我觉得像被剥夺了权利的工人农民向政府要公平，令人吃惊地发现其中底气不足的焦躁和自信心缺失的反弹。
平心而论，郭凤怡的作品质朴单纯，神秘独特，关中民风、河图洛书、帝都记忆和重塑都使她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集体记忆的符号。她的“被展览”，实在是最“当代”不过的一种传播现象，对当下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制度都具有挑战性，让自以为“有思想，有文化，很当代”的我们不知所措。她的作品表征着神秘世界与大千宇宙的未知性，逼迫我们思考传统与当代的关联，让人想到清明祭祖、庙堂青烟、出入中南海的气功大师或新出现的“天命”定数说。她让艺术界尴尬，搅乱了所有的平衡。“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作为业外观者，我觉得中国“有思想”的艺术界，60年来从没摆脱假大空宣传画的形式，正陷在30年亢奋浮躁的商品化角逐之中，严重缺失精神性、率真性和人文关怀。尽管产生了很多令人欣慰的优秀作品，也有为数不多的思想深邃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但在不幸的政治-商业双重绑架中，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化或西化的线性思维）的纠结和“焦虑”中，整体而言可谓一锅夹生饭。
方索和三名“非主流”少年，再加上一名退休女工聚到一起想做一顿可口的家常饭，像他们每天都不能不画画一样地回到日常，因为艺术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与出售商品和狭义政治没什么关系。他们伴随生命节奏的创作各具特色，却一起呈现出一种清新、真诚和高尚。中国的“异常”少年们，张森、孙乾玮和张雨晴，敏锐超常，作品洋溢着带劲儿的生命力；退休女工谢红，忽发“少年狂”地跌进绘画激情中，手随心动，“物我两忘”地行走在她的神奇旅途上；率真如初的法国画家方索将四十亿年的“褶皱”宇宙带入画布的质地上，在中西合璧的颜色与光的王国中沉思有机的存在，绝不重复别人，也绝不重复自己地创造着生命体验的视觉图象。
需要说明的是，方索这一代西方画家接受的不再是严格的古典绘画的训练，而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一个作品不再是“再现”空间，而是一个投射空间。这正是孩子们一般的创作状态。这一现代性伴随着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发展，从而使高更、毕加索和马蒂斯及其他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发现了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方索曾毫不费力地分享和喜爱上陕北农民画的色彩，并欣然接受了艳波与“原生创作者”一起参展的邀请。我问过方索对孩子们的作品的看法，尽管见到的还只是图片，但他“能感受到小孩子作画时的天趣盎然，任作品自行涌现，而根本不在乎它们被怎样解读（如黑格尔鼓吹的那样）。而正是这几个小孩儿生命经验的有限性，尚未被社会化即庸俗化，才保住了他们的原创感和自在奔放，从而悖论式地冲破了理性本质的有限性，轻松地超越了物化的杂念、无思想性的技巧雕琢或“概念”造作的艺术教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