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辉
人物画的小品化与静物化，是当代水墨人物画的一种普遍现象。以表现古装人物为题材的小品画，是对艺术市场的谄媚，“小品”固然满足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但太多的远离社会现实的闺阁怨情，也让人郁闷提不起精神。以讲求笔情墨趣凸显水墨画艺术本体的人物画，往往把被表现对象的人物视若静物，那些作品中的人物或者只是借发笔墨意蕴之题的“静物”，或者只是千画一面作为构成画面之需的构图“符号”，人物在这些作品里是没有生命的躯壳。艺术不论进行何种层面与何种程度的语言探索，但若论人物画，都应该把表现人物的神情与个性永远作为人物画艺术的大本体。在绘画艺术里，也只有人物画最能揭示当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最能直接体现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冯远的作品，一直秉承着这种对人物画最本体的认识；他对于人物画的不懈探索，都围绕着怎样表现当代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展开。
冯远的人物画，始于他对历史主题的人物创作。他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的《秦隶筑城图》、荣获第八届全国美展银奖的《屈赋辞意》和荣膺中国艺术大展大奖的《秦嬴政登基庆典图》是通过水墨或白描塑造的历史人物，抒发的是他对于历史的慷慨悲歌；而《英雄交响曲》（三联画）、《保卫黄河》（三联画）、《孙中山与中国》和《星火》则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主题的讴歌。那里既有对领袖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有对普通士兵、农工的形象刻画；那些作品构图恢弘，场景阔大，人物众多，恰如那一段血与火交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于历史的沉醉，赋予了冯远人物画以深沉的笔调，即使他在九十年代转入对于现实人物形象的捕捉，也都具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情怀。从表现偏远乡村孩子们的《我要读书》到刻画一代伟人的《蹉跎岁月》，画家似乎把偏远山村的贫困状态和“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画面展示的是画家对于身处逆境中的领袖和被社会遗忘的群体的深切挂念与忧虑。
而从《都市系列》到《虚拟都市病症系列》，描绘了中国在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各色城市人物形象。画家既采用传统人物画肖像造像的形式，又用这种草书补白的条屏形式塑造最具有现实感的都市人物形象。《都市系列》是画家表现当代现实人物形象的转折点，这个由十条屏组成的人物群像，将现代社会主流人物的中青年形象尽呈于现代中国画的人物画廊里，时尚、紧张、现代、青春、活力，这是当代人的人生追求，也是画家通过人物形象的写意而力求表达的一种积极健康、欢快明朗的都市精神。而《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则揭示了过度物质化的都市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戕害，物质的过度繁盛刺激了人性与欲望的膨胀，抑郁、焦虑、幻觉、贪婪、梦魇，几乎成为这个都市时代人们无法摆脱的精神病症。画家在纯黑的充满玄谧的背景里刻画了一副副处于非常态的面孔，那些面孔仿佛都被欲望的火焰燃烧着，揭去了人格面具，只余下裸露于物质魔力里的精神病变。这些患有都市病症的面孔，似乎都具有巴尔札克笔下《人间喜剧》那些众生人物的心理深刻性。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反倒会居安思危，位高心远。新世纪以来，冯远的人物画更加关注高原藏民、边塞乡亲的生存状态。他的《圣山远眺》、《苍生•藏人组画系列》、《雪山祥云》和《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组画》等，再次以深沉的笔调投射了他对于藏民乡亲们的深切关注。《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组画》以5幅各一米见方的尺寸描绘了拉哈屯五位不同年龄的父老乡亲的形象，画家刻画了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在表现中国农民纯真朴实性格的同时，也着重塑造了他们勤劳、坚毅、执著、乐观和充满活力的神情。这一组肖像式的农民形象，改变了新时期以来美术作品中常见的对于农民贫穷与愚钝的脸谱化形象的呈现，更多地凸显了当代农民坚毅执著的人性品格与人性力量。而《苍生•藏人组画系列》所表达的“苍生”意蕴，已远非对芸芸众生庸庸碌碌的精神俯视而产生的人性悲悯，也非像其他美术作品那样着意于藏民无限虔诚的宗教情感的表达，而是从藏民自身的视角，感受他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从而揭示了当代藏民纯朴、粗犷、豪放、激昂的精神向度。特别是作品《圣山远眺》以藏民们勒马远眺的瞬间动态与神情，赋予了人物形象以内蕴深厚的象征性。那些牧民远眺的圣山，与其说是他们心目中对于神的敬畏的信仰之山，毋宁说是他们眼下中国经济腾飞的现实之山，这种远眺既是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渴望与神往，也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寄托和希望。
冯远的人物画大多是主题鲜明的鸿篇巨制，即使他表现那些日常性的农民，也都具有宽广丰富、低沉浑厚的史诗境界。那些作品很少借用文学性的情节，也鲜用典型环境来图解主题、说明主题，而是追求绘画本体特有的艺术魅力，用造型艺术语言以及人物的体态、面部神情来捕捉人物内在的心理变化，塑造人物的精神品格。在艺术形式上，多借用中国传统人物画的造像方式，以简胜繁，以减胜增，特别是《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组画》单纯以人物头像和超大尺寸，构成了人物形象塑造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
他的人物形象塑造，功底扎实而稳健。一方面，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塑造性和雕塑感，他的许多画面之所以能够纯以单体形象表现出丰满的张力和深厚的意蕴，无不得益于他扎实的造型能力，形象塑造既坚实准确又生动鲜活。另一方面，这些具有雕塑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是通过中国画的笔意墨蕴来呈现的。冯远的水墨人物具有浙派人物画的传统根基，他把传统草书的率性洒脱和写意花鸟画“勾花点叶”的笔墨意趣融化到体面造型的人物塑造中，从而形成了笔与墨、线与面、骨与肉相互咬合相辅相成的语言特征，改变了浙派人物画将线与面分开的造型方式。或许是移居北京，或许是深沉的人道主义情结，冯远的人物画越来越追求水墨的单纯性与厚重感。他的作品里，那种灵动潇洒的笔墨更多地被京派人物画所特有的山石皴擦般的笔墨所取代，笔墨也由清淡湿润趋向厚重苍辣，由此形成了他兼浙派与京派人物画之长的画风，既有文人笔墨的润雅蕴藉，又有山石构造般的浑朴老苍，从而将当代水墨人物画的探索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冯远人物画这种笔墨个性的追求，实源自他人文关怀的那种人生底色。他画高原藏民涌出的对于“苍生”的慨叹和他画拉哈屯父老乡亲所用“远山”的寄寓，无不来自他曾经在边陲北大荒开垦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深处始终维系着的对于平民百姓的牵挂。“苍生”与“远山”，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人生感悟与境界追求，何尝不是他自己对于生命的守护和对于人性价值的求索？唯其如此，那才是他画人的一切理由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