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今好的作品，我们应该要研究，世界各国好的作品，我们也应该研究。但是，不一定呆板板地模仿。我想，我们不妨尽量地接受外来的影响，凭他们在我们的神经上起一种融合的作用，再滤过我们的个性来著作，来创造。
画家自我，我想不该有什么派别的成见，派别只是一种束缚，一种障碍。创作时应该将一切弃之脑后，诚实地说出当时想说的话，自由地表现出当时想表现的思想和情感。
画家也应该站在社会中观察社会，站在人生中观察人生，观察一切。不论是什么原则或是例外的，不论是同一的或是差别的，不论是本体的或是现象的。画家也应该追寻自己的人生观，找出自己的思想，发觉自己的情感，自然就能产生自我。
画家虽然不必顾及道德的问题来创作，但是画家应该修养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人品。人品既已高矣，气韵焉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焉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也。
什么是气韵？我个人认为：气是气，韵是韵，气韵是气与韵两者的结合。气是气节，包涵为人的气节与民族的气节。气节决定人的人品，人品能影响作品的格调。什么是韵？主要的是艺术修养；笔有笔韵，墨有墨韵，色有色韵，神有神韵，也就是对艺术性的要求。
绘画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主要的是靠绘画本身的表现。方薰说过：“古画不名款”，又说：“有款者，亦于树腔石角题名而已”。这里为了不破坏画面的完整。方薰又说：“后世多题款，然款是甚不易也。一图必有题款外，题是其处则称题，非其处则不称。画固有题而妙，亦有题而败者，此又画后见经营也”。我个人认为，从画面的完整方面来考虑，实在没有必要留“款题处”。
线描不仅是物体轮廓的表现，线描本身还具有自己的韵律，包括了形与意，虚与实，静与动，柔与刚种种变化，它一方面随着物质的‘质’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又随着精神的‘神’的变化而变化。要画好线描的变化，必须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硬变是画线描中的大忌。
过去的人评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随手写来，自尔成局。对这两人写竹的评语，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只看到了表面。画竹与线描，不是一回事，但是画理则相同。板桥画竹，能随手写来，自尔成局，这‘局’是什么？就是胸中有整个画面的布局。画线描，特别是画白描，不能有一笔败笔。所以画白描，在下笔之前，要胸中有‘局’。下笔的时候，心情要保持平静，这样才能随手写来，说随手写来，不如说是随心写来，更为确切。这是我学白描的一点体会。
绘画作品的艺术表现，主要的是由这三个方面组成：构图、造型、色彩。关于色彩可以是单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无所谓哪个高，哪个低。至于雅、俗，不一定单色的都是雅，也不一定彩色的都是俗。就像自以为风雅的，不一定是真雅，被视为俗夫的，不一定都是俗。
色彩不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更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技术，色彩的主要功能是最能表达个人的感情，也最能传达人的感情。人去找色彩，画出来的色彩总不免有生硬之感；人具有丰富而又热烈的感情，热烈的色彩也就流露于笔下。
从图案的研究中，我总觉得中国的民族在宋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民族。在想像中，它是一个活跃、勇敢，热情正直的民族。为什么中国能不屈不挠的长期抗战？就因为在我们的血脉中，幸而还留存着那酷似活泼、勇敢、正直的血液。但因为这几百年来政治上的压迫，不得不把那种精神掩藏起来，过久的精神上的抑伤、热情固然丧失，更几乎使文化毁灭。在艺术上这种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我们重建艺术，第一步要恢复这种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精神。艺术的园地已一片荒芜。尽量吸收各种文化来培养自己。充实自己是必需的。次一步建设时代的民族文化向世界大同的路上前进。在东方艺术设计社的瓶罐图案展览会中，他的作风是复杂的，有类似殷周至明清的各种作风，有类似印度、埃及及波斯的作风，有类似希腊、罗马、欧洲的作风，这些包括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过去是辉煌，现在是荒芜，将来是光明。希望光明照跃在东方。
在一幅作品上，装饰性强不强，要根据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看它的构图。装饰画的构图不仅是画面上的安排问题，也不仅是要表现它的题材内容，而是要看它有没有装饰效果，是不是能和周围环境相适应，同时又能使自己突出。其次要看形象美不美，色彩好不好。
变是为了取得画面上的协调。变是为了求得更美好的艺术效果。变往往是更典型的描写和更概括的表现。变是为了在画面上起突起、衬托或配合的作用。变是为了适应画面空间的限制。变是为了适应制作条件的要求。变也是求简的一种艺术手法。
什么是风格？风格的一般解释是指某一时代的文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特征的总和，同时也指某一作家的个人表现手法的全部特征。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风格，主要的是要研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装饰画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形成的不同特征。
一切都要用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的办法。破，不是把原来传统抛弃，而是破其凌乱、破其繁琐、破其丑陋、破其单调。立，是要化凌乱为协调，化繁琐为简练，化丑陋为美好，化单调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