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夺泸定桥》是李宗津一生中画过的最重要的历史画创作，1951年创作的。后来他又重画过一遍，那时他已经患癌症了。
他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很好，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的时候他支持学生运动，是参加学运示威的人员之一，也是被国民党解聘的四个教授名单中的一个。从整个历史上来看，李宗津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哥哥叫李宗恩，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临近解放的时候，北平艺专地下党接到任务，一是要占领北边国民党的汽车连，另一个就是保卫协和医学院的安全。我们通过李宗津同李宗恩秘密取得了联系。一旦北京武装解放的时候，我们要组织艺专的进步力量，来配合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党，保护协和医学院不被破坏。协和医学院有地下党，书记是个女同志。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的计划也就没有实施。李宗津很自觉地在临近解放的时候就已经公开地来配合我们做这事了。
1957年“反右”开始，所有替江丰讲话的人都被印在一本发言记录本上。就根据这个记录，谁发言稍微激烈一点的就被划为右派。其实无非就是谈国画问题。当时有70个人被打成右派，其中40个党员，而且这40个党员绝大部分是从老区来的，当时几个美术学院的头(领导)都在名单里。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那时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是莫朴。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的杨角、张望、张晓飞，浙江的莫朴、金野、金浪、朱金楼、王流秋，北京的彦涵、古元、江丰、洪波、冯法祀、秦征，全部被划成右派。李宗津也在其中。当时我“动员”了不少老同志去给文化部提意见。难得有一个向文化部提意见的机会，我自己谦虚了一下，我算比较年轻的，尽量让这些老同志有充分发言的机会，就没说话，结果我就没被划上。俞云阶后来跟我说：“是你让我去的，结果把我划成右派，你倒没事。”当时廖静文、刘开渠都讲话了，后来古元、吴作人、董希文这几个名字也被报上去，被周扬勾掉了，我估计是总理勾掉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那些“反右”的左派，我倒觉得蛮有问题的。不过是在一个学术问题上，认为江丰主张画国画必须学素描，这就是消灭国画。不是提倡“百花齐放”吗，江丰要搞一个“革命学派”，这不是“左”吗?哪是“右”啊?在国画问题上，跟浙江的一些老先生产生了矛盾。毛主席去杭州时他们反映了对江丰的意见，主席一生气让江丰到杭州做检查。江丰说：“我不是灯笼脑袋。”江丰拒绝了。他在国画问题上是有狭隘的一面，他是木刻运动出身，但在国画问题上他的主流是改革，他认为要写生，要吸收西洋的写实技巧。这个观点是从徐悲鸿那里延续下来的，有共同点。江丰一句典型的话是：共产党员不是好人，是战士。他要战斗。
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工作时，极力推崇三个人：第一个黄胄。黄胄从不知名到知名是江丰扶持起来的。黄胄的第一个作品观摩是在中央美院的院长办公室。第二个是李可染。这些人都有中西融合的因素。再有一个是董希文，董希文也画中国画。现在一分为二地看，江丰当时对花鸟、山水画重视不够，也有他的一些历史原因。刚解放，没有分国画、油画、版画这些细科，那时候大家都在画年画，李可染、叶浅予也画年画。但就苦了李苦禅这些人，李苦禅就到工会卖票了。后来他给毛主席写信。李苦禅是好人，但他的处境有点困难。在美院，一个他，一个王青芳，没有得到重视。包括北京一些老国画家。这些老先生跟徐悲鸿在解放前就有对国画问题的“论战”。江丰一参加助阵，那时徐悲鸿已经不在了，矛盾就转移到江丰头上了。中国画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周总理主持，让江丰去参加开幕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施压。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不过是由于江丰太“左”，比较狭隘，缺乏认识，就被扩大成政治问题。对这个问题一旦不服，一旦讲话，就是反对“百花齐放”，就是政治问题，民族虚无主义，就划成右派，撤了职。其实这些斗争都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延续。江丰是个好人，对他也是非常不公。他是“花岗岩脑袋”，即使当了右派，凡是在他落难时接待他的人，谁家缺了什么，在他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都想办法将家里的东西给搬去。很可爱的一个人，但从来不笑。
李宗津是一个被江丰所看重的人，他在那个时候帮江丰讲了一些话，自然也成了右派。之前，李宗津是一个很活跃也很爱表现的人，但他是一个好人、好画家。尤其是他死时留下的那封信，使我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份忠贞。
采访者：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