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1965年的冬天，大型群雕《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一年来了40多件作品，轰动了整个北京。昨天，“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大型雕塑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幕，当《收租院》103件人物像和道具展现在参观者面前时，它再度掀起了波澜。
《收租院》创作于1965年6月至10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和四川民间艺人集体完成。雕塑创作以地主收租为题材进行构思，共塑造了7组群像，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和108件道具，以手卷式的叙事手法，栩栩如生地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全过程。艺术家们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技巧融合为一，创造出中国雕塑史上的宝贵巨作，并产生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此次与参观者见面的展品是1974年至1977年完成的玻璃钢复制品。
交租路上，悲苦的老大娘拄着拐杖，交租粮凑不够，要充粮的母鸡从篮子里探出了头；过斗时，孩子和母亲抬着粮食，孩子瘦弱的胳膊在大箩筐面前，显得那么无助……在展览现场，61岁的牛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45年前：“那个时候《收租院》展览是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工具。我们学校组织去美术馆统一观展，是接受教育。”他说，他现在的心情已经截然不同，当时看展览更多是看故事，现在则是看雕塑艺术。
旧社会农民的挣扎、悲苦、绝望、反抗，看起来和当今生活已经没有丝毫联系，但那段历史通过艺术作品，依旧和年轻人的心联系在了一起。
“看到一双双绝望、悲苦的眼睛，我的心太疼了。”25岁的张然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过斗》那一组雕塑中，小女孩直视参观者，这是一双天真、烂漫，但又充满了绝望的眼睛，面对她美好和悲苦交织的眼神，许多观众无法承受，“我不敢和她对视，我不敢想象她的童年是如此黑暗。”一位女观众落泪了。
《收租院》雕塑高超的艺术造诣对年轻人同样有巨大的吸引力。穷苦老大娘雕塑前，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大三学生刘媛媛举着相机拍个不停，拍面部、拍手、拍衣服、拍腿、拍脚，几乎每个细节她都不放过。“非常生动，人物内心的感情都在脸上体现出来了，老人的肋骨透过衣服都看得清清楚楚。”
《收租院》在国际上早已声名远播，听闻在京办展，在京外国艺术家也赶来了。爱尔兰艺术家哈格斯说：“真正的艺术是爱的产物，我为源于爱的这些雕塑而感动。”在他看来，艺术家以同情之心，表现受苦受难的人们，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在展览现场，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带了相机，大家都不愿意放过难得的机会，把曾经在课本、杂志和书上见过的《收租院》，变成自己的摄影作品永久保留下去。
此展将对观众免费开放，展至5月18日。
幕后故事
《收租院》的“前世今生”
随着《收租院》45年后再度在北京展出，有关如何将展览引进北京，以及《收租院》背后的创作故事、曾经引起的轰动、与其有关的争议也再一次浮出水面。回望一段段历史，这部中国雕塑的巅峰之作，带给今天中国艺术创作的不仅有震撼，还有思考和启示。
展览进京前后准备两年
“《收租院》此次进京展览，我们前后准备了两年，进行了充分的学术论证。”炎黄艺术馆展览总监、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郭小力说。
炎黄艺术馆长期以来把新中国美术经典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在1979年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上，《收租院》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优秀美术作品。它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炎黄艺术馆工作人员丁书哲介绍，当办展想法摆在桌面的时候，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关于展览进京，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而经过多次论证之后，有关专家、学者也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收租院》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具有逼真的写实性、戏剧化的典型性、宏大的叙事性。对于今天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收租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郭小力则认为：“对参观者和艺术创作者而言，这都是极具价值的展览。”
2009年5月，《收租院》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炎黄艺术馆馆长何炬星专程奔赴展览现场，并和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达成了协议，定下《收租院》进京的时间。
为了这些作品展进北京，炎黄艺术馆进行了精心策划。“我们在1300平方米的展厅内，按故事顺序，一楼放了4个故事，二楼放了3个故事。”郭小力说，这个展览顺序改变了川美传统的长卷结构，让故事更有舞台感，节奏也加快了。
《收租院》最初是“排演”出来的
在展览现场采访过程中，许多读者惊讶于艺术家精湛的细节刻画能力，他们甚至好奇100多个人物雕塑，各个形象如此分明，创作者到底有什么诀窍。
“1965年6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用雕塑的形式控诉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恶行。” 据四川美术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任务后，川美两名美院教师和5名学生赶到了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而这里曾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
到达当地后，创作人员很快和陈列馆工作人员一起深入调查访问。四川美术学院教授、76岁的王官乙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附近的农民仔细讲述着刘文彩在收租时的各种细节，如何验租、风谷、过斗和算账，农民的穿戴。“临时请来为我们塑像踩泥的廖大爷过去是刘文彩的长工，为我们揉棉花泥的李大姐曾是刘文彩的丫头，天天一起工作，成了我们的顾问。”
《收租院》创作于当年6月23日正式动工了，“到集市上购买用得上的柴禾，作搭架用，泥就是收租院外田土里的泥，稻草就用隔壁农民的稻草，每个塑像成本才花几块钱。”王官乙说，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节省了很多成本，最后，创作全部雕塑只花了1000元。
为了更加真实，创作组决定人物全部用真人大小，“经过一个星期的出主意想办法，构思设计大体方案出来了。”而创作组的7位师生和陈列馆馆员等十多个人自己当“演员”在现场排练，扮角色、摆位置，想动作，构图很快出炉了。
随后，创作组还请川剧团演员扮演角色，但王官乙说，川剧演员表演夸张，他们并不是模特，只是作为参考。而在排演过程中，《收租院》定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七个部分，并从众多的情节中筛选出了26组情节、人物114人，而在108件道具中，采用真道具50多件。
45年前展览轰动北京
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群雕在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面世了。王官乙回忆说：“曾有几个身穿蓝布新衣，手拄竹棍的老太婆走进收租院，其中一个人看了几眼，举起手中竹棍朝第一部分中的狗腿子打去，还说，今天我要打他几棍，他们整得我们穷人好惨啊!”预展3天，观众来了两万多人。
事实上，就在创作进行的同时，四川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相关领导，先后来到创作现场，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还当场决定，将《收租院》请到中国美术馆展出。
当时因为塑像固定在地上，进京展览只能用复制品和照片。从1965年10月底开始，来自天津、北京的艺术家们一道，开始了快速复制，短短不到两个月，共复制了40多件泥塑作品。
1965年12月24日《收租院》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或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消息，1965年第6期《美术》杂志几乎成了《收租院》的专刊。川美还保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当年编写的展览简报：“自1965年12月24日开幕以来，截至1966年1月30日为止，30多天共接待观众240404人(即平均每天8000人左右，闭馆期间接待的首长、外宾及特殊照顾的观众未计在内)。”而截至1966年3月6日，展览共接待观众473500余人，但据登记，仍旧有200万人还想看展览。
玻璃钢复制品花了30万元
很多人并不清楚，目前观众在炎黄艺术馆看到的展品并非《收租院》惟一复制品。
据相关人员介绍，早在1967年3月，《收租院》为了走出国门，就开始了整体复制。王官乙回忆，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复制《收租院》出国展览。该展原本是应欧美的七八个国家邀请而作的，然而因为“文革”的到来，最终只去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
艺术家们用石膏复制了全部群雕，所有作品动用一艘船运到了遥远的阿尔巴尼亚，随后，在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展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非常喜欢《收租院》，希望永久留下来，结果这套石膏《收租院》真的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也正是因为《收租院》不断有展出的需要，1974年，川美决定开始整体复制。川美相关负责人说，选择玻璃钢镀铜工艺是因为这种材料轻便、结实。为此，四川省有关部门还批了30万元作为经费。王官乙说，原作因为创作时间短，参加者水平不一致，塑造人物有一些技术毛病，像结构、衣服有些推敲不够。而这次复制，人物解剖、结构更加准确，形象刻画也更加逼真。
1977年，复制工作完成，前后共有41人参与复制，雕塑人物减少至103位。炎黄艺术馆此次展览的正是这一套。也正是这套作品，曾在德国法兰克福、韩国光州以及中国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
蔡氏《收租院》惹版权争议
离我们最近的，有关《收租院》的故事，不能不提当代艺术家蔡国强。
2009年9月23日，蔡国强“复制再创作”的大型群雕《收租院》在法兰克福席尔恩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轰动。
事实上，早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旅居海外的蔡国强就凭借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获得了最高奖项“金狮奖”。据报道，从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开始，“蔡氏收租院”不断繁衍。光是2009年，蔡国强就有《毕尔巴鄂收租院》、《台北收租院》诞生。
而关于《收租院》再认识的争论，也一时间成为焦点。大批美术评论家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家王林认为《收租院》是中国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并具超前性、创新性的世界级作品。而评论家岛子则说：“蔡国强的复制，实质上是挟后现代艺术手法和绿卡艺术家特权，公开侵犯了包括《伯尔尼公约》在内的著作权法。”与此同时，隋建国等艺术家对蔡国强表示了支持，认为《威尼斯收租院》是后现代艺术中常用的复制、挪用的艺术手段，是对经典作品的“引用”……这场版权纠纷尽管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本报记者路艳霞
“人对苦难的感受是相通的”
访创作者之一王官乙
大型群雕《收租院》几乎贯穿了王官乙的一生。作为《收租院》的创作者之一，这位76岁的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原本是打算来京参加此次展览的。无奈，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最终未能成行。“我怕有什么意外，给大家带来麻烦。”昨天在电话中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王官乙喃喃地这样解释。外人无法理解这位老人的遗憾之情，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的人生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了雕塑之中。
王官乙是于1965年6月接到参与创作《收租院》任务的。当时他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普通教师，刚满30岁，正准备和谈了7年恋爱的女友结婚。因为这个任务，婚期只能推迟。“那个时候大家服从革命需要，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王官乙说。
四川美院的雕塑系在国内赫赫有名，此前西藏、新疆等地都曾发出过邀请，希望川美的老师前去采风创作。但是几经商议之后，川美还是把目光落在了四川大邑县。“因为这里是农村，能直接为农民服务。”前前后后奔赴大邑县参与创作的共有17人，他们中间有民间艺人、大学老师、大学生、小学老师。4个月后，《收租院》诞生了。
1965年底，首次进京展览的《收租院》引起了巨大轰动。王官乙目睹了那次展览的盛况，很多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记得有一天来了30多个福利厂的盲人观众，当讲解员讲述到雕塑中一个盲人农民被迫要卖掉自己孙女的场景时，这群特殊的观众非常激动，他们提出想要亲手摸一摸这个塑像。讲解员征求王官乙的意见，他当即回答：“让他们摸。”30多位盲人小心地抚摸着雕像，早已无法抑制的泪水落了下来。
然而，在“文革”期间，王官乙却因创作《收租院》受到了冲击，甚至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
但是，《收租院》与王官乙的缘分并未就此终结。“文革”后期，他又承担起用玻璃钢复制这一作品的重任。不经意间，不凡的艺术魅力依然在感染着人们。一天，王官乙正在学校里为了雕塑复制而忙碌，有个美国小男孩恰巧由父亲领着前来参观。看到《收租院》里的一个儿童雕塑时，男孩抱着雕塑悲伤地痛哭起来。
《收租院》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肯定。1987年至今，《收租院》的部分作品先后在加拿大、日本、美国、韩国等地展览。德国电视一台还曾专门前往四川大邑县拍摄有关《收租院》的纪录片，还有学者将《收租院》当做长期研究的对象。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收租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农民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理解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验。
王官乙不会忘记那个抱着雕塑哭泣的美国男孩。这么多年以来，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总会感慨地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人对苦难的感受是相通的。”或许，这就是对《收租院》46年艺术价值的最好注脚。
《收租院》七组群像
交租在农民的相互顾盼中，凸现出刚进入收租院时的劳累以及交租前的复杂心态。
验租以各种姿态表现出农民进院之前长途跋涉的劳累，以及等待过程中的烦躁与不安。这些等待验租的人们，如席地而坐的老汉、靠着柱子坐在粮袋上的老妇，个个愁容满面，为此后的结局做了铺垫。
风谷一位老汉吃力地抱着一筐谷子，旁边的老妇人蹲在地上将一小袋子的谷子倒在簸箕里。旁边，一个垫起双脚、举着沉重的撮箕往风车里倒粮食的小女孩，应该只有玩耍上学的年纪，个子连风车的高度还不够。
过斗揭露出阶级矛盾中地主以“大斗进小斗出”的方法达到多收租的目的。农民脸上的无可奈何表情、身上的补丁衣服与家丁的举动、整齐的装束，形成对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矛盾冲突。
算账在形象的塑造方面，着力于形象内心的刻画。其中，一个坐在空背篼上、双手抱于胸前的妇女与其膝前的孩子，渲染出母与子的惆怅。而地主刘文彩及其家丁和不满的佃农之间的对峙也尽现在观众面前。
逼租拿着卖身契的盲老人与牵引着他的孙女，背着空篓挽着抚脸而泣的年轻妇女及老人，跪坐地上、扶筐无助的两个小姐妹，被蒙上眼睛、五花大绑的丈夫与倒在地上怀抱小孩的妻子……
怒火一位满腔的愤怒和仇恨、手握扁担的壮年，是整个收租过程中总结性的人物，他回头怒视着算账的地方，为其走出收租院之后埋下了伏笔。该人物与交租部分中的拄棍老妇，形成强弱对比，首尾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