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的时候，谷文达特意将发髻散下，用手指稍加梳理后，立定姿势。微卷的灰黑发丝，垂落在白色T恤前，像极了他背后的“简词”水墨。从中学接受新山水画起，直到师从国画大家陆俨少，谷文达的水墨经历可谓“一波三折”。早在1983、1984年间，谷文达创造一大批以中国水墨为元素的行为艺术和立体装置艺术。“观念水墨”由此而生。用人发制作的“联合国”、“天堂红灯”、“碑林”及自行研究的生物基因墨碇、绿茶宣纸等项目，在国际获得强烈反响后，前卫艺术家的头衔跟随谷文达至今。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停止对中国水墨的关注。”可能是近日参展2008 ShContemporary，活动频繁，谷文达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坐在位于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里，雕花门檐、落地玻璃、青石板，布置渗透着盎然古意。谈及中国当代水墨依旧处在边缘的怪圈时，谷文达表示，传统的局限性不仅限于艺术本身，诸多客观条件还处在青涩之际，路还遥远。谷文达长居美国。他一年的时间被掰成两段，参展、演讲，往返于中美之间。他在纽约亚德逊河边有栋假日别墅。临山临水，从描述听来相当清幽。但凡空出时间，谷文达必定在园中泼墨、习字，俨然一位风雅居士。不过如此风景并不多见。
在刚完成西安碑林的项目后，谷文达开始进入姊妹篇“莎士比亚后注”的系列创作。“碑林”上篇，是以青石整块开采，并切割成矩形的装置作品。它的碑面刻有原文唐诗、翻译后的英文版及重新音译的汉字版。与之不同的下篇，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同样的方式翻译，在设计好程序后，输入电脑，显示于电子液晶屏，所花人工物力减轻不少。当然，无论是唐诗，还是十四诗，都已远离真身。在谷文达看来，这种幽默的嫁接而诞生的“怪胎”，导致一种创新。“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又兼有西方的舶来品气质。犹如中国文化的现状：有自我，也有荒诞。”
《周末画报》：您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国传统的元素，诸如墨、茶及某种情绪来创作观念性的前卫装置，您自己怎么看这种前卫与传统之间的微妙关系？
谷文达：这当中有个转换过程。中国最早的水墨装置和行为艺术都是我做的。最早的是1983年的“伪汉字”图章。这其中有几个来源：首先，我在研究篆体。一开始看不懂，就等于是伪汉字。当你不明所以时，感觉像是被解放了，因为没有了清晰的具象定义。这同我当时读尼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有关，对语言不能完全表达物质世界的神秘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然后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它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它最有创造力，是极富激情和鲜活的“书法”。你能感觉到它和西方波普文化艺术有某种关联。慢慢地，你从传统水墨，转到诗文音译的碑林，这种转变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周末画报》：您自创的“谷式简词”，将一对词语的架构拆开，再重组，比如“风月”，将风的框架留住，月被替换其中，这种“擅自作主”的做法会遭致传统的质疑吧？
谷文达：我的作品往往带有两种极端：前卫和传统。但任何时候，你一定有自己的文化源头。这个字体结构是全新的，但笔划、传承完全严格按照传统。中国书法已经变成被保留的种类。年轻人已经无心观望，现在的技能是敲打键盘。传统书法，在古代是完美艺术形式，换到今天，新一代却更喜欢卡通，喜欢Video Game。中国传统书法如何具有当代人喜欢的意义？做个比喻，经济发展好比都市里的霓虹灯。用霓虹灯作书法，把当代社会和传统文人书法做个嫁接。无论是“碑林”、“联合国”还是“霓虹灯书法”，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差距，即历史和当代。而我的创作，就是如何平衡和嫁接。
《周末画报》：您的“生物基因墨粉”和“生物基因墨碇”也是一种观念的嫁接吗？
谷文达：应该是根源上的平衡。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后，本土艺术家的地位也自然提高。我们总说，要如何把中国水墨推向世界，但往往是一种虚妄的民族主义。目前，中国元素只带有地区性质，它的统治地位在国力达不到一流的前提下，一切都是空谈。再说到墨，中国水墨画和装置如何更原创？构图的改变在西方都已展现了，要彻底革命性地原创，我想从材料上开始。你若用我的墨，画在我的绿茶宣纸上，那就是中国的基因。这既是传统，又是传统没有的。是传统的极端，又是当代的极端。材料的选择是和当代的思考一起。
《周末画报》：您提到未来的生物电脑形态的概念，这是今后传统水墨画的一个必然趋势吗？
谷文达：我感觉任何意识都是人为发展的反应，都会随社会发展而变化。从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用蛋清作颜料，发展到现在的丙烯，都跟时代的发展有关。我为什么用人体、头发，这就和生物时代有关。反之说来，电脑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当电脑更完善后，电脑会成为生物材料，和人体发生更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