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届世界美学大会特设的中国艺术分场，学者们的讨论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传统艺术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中国艺术背后的哲学问题、文化问题，既有学理的价值又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的潘公凯教授指出，西方人对于中国艺术其实是很关注的，在西方著名大学里都有亚洲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招的博士比我们招的还多。然而，中国艺术并没有因为这种关注而显露出真正的光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艺术最精粹的部分没有得到理论的阐释。在会议讨论当中，朱青生教授也提到，中国的造型艺术早在唐代就已经达到辉煌的高度，敦煌的壁画、石窟的艺术水平令西方人惊叹，然而在士大夫主导的主流艺术评价当中，它们的地位却远远不及书法、水墨画。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小小的纸片上的线条墨迹那样痴迷，因为他们难以理解中国艺术的内在的、精微的层面。
中国学者负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将中国艺术的最有特点的部分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清楚。潘教授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是以西方学术语言为主导的，但用西方的概念、理论、观察角度来解说中国的艺术，总是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就说不清楚了，而中国人除了这套语言体系，就只有古代的语言，只能搬出孔子、老子、易经的概念，这也说不清楚中国的艺术。我们现在最需要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的概念体系，用当代人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解释中国艺术传统当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地方。
潘教授还指出，西方人特别强调艺术史发展的前后递进关系，不论是艺术，还是艺术研究的概念，都是一个潮流取代和否定前一个潮流，但中国人对事物发展的理解并不是这种直线的进步论。中国人爱用旧的概念，但在不断的体悟当中，总是推出新的理解角度。这种做法，看起来是“怎么说都对”，但其实是有发展的。这是中国概念建构的方式与西方不同的地方。
整个20世纪，中国人一直在学习西方，这是个必经的过程，但也让我们来不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潘教授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好时机，21世纪的中国艺术可以通过理论上的重新建构，进入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阶段。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