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逐渐消泯日常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所以美学家的目光应该从艺术馆拓展到更大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个话题在本世纪初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本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讨论了这一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的反映。中产阶层基本摆脱了物质商品的匮乏，更多地需要借助“符号商品”来寻求身份、社会地位的认同。他们利用强大的话语权引领文化消费的时尚潮流，让原本不被社会接受的“艺术品”转身变成品味的、身份的象征，也同时让自己的“文化资本”变现为经济资本。在这个过程里，文化的精神内容本身已经不被关注了，不仅伟大的艺术家、经典的艺术作品难以寻觅，甚至昔日作为全社会精神食粮的“文学”都退守到狭小的人群当中，把广大的领地让给不断地制造“符号”的大众传媒。这个意义上的“艺术终结”并不是文艺作品的消失，而恰恰表现为一种浅薄的繁荣。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德胜教授说，朱光潜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指向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更强调日常状态里的“感性的”方面。有学者提到，中年以上的国人对那个压制“感性”的正常需求的历史时代仍然记忆犹新，所以，维护感性的“合法性”就带有某种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就不仅仅是西方式的中产阶层的趣味表达，而且带有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独特印记。
在这次世界美学大会上，也有青年学者加入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悦笛尝试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寻求思想资源。他认为，中国先秦的儒家并不排斥“情”，但要通过生活化的“礼”、“乐”让日常的情感得到陶冶，达到“情深而文明”、“忧乐圆融”的生活状态。刘悦笛说，中国古典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