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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和其作品
英国当代陶艺家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是2003年的特纳奖得主。特纳奖每年入选、获奖的作品能用“奇怪”一词来概括。佩里当年的获奖作品是一个绘满性器官和暴力画面的陶瓷花瓶。英国是现代陶瓷之乡，英国瓷器是尊贵、优雅的象征，佩里的陶瓷作品却实在离经叛道、惊世骇俗。颁奖典礼上，佩里穿件绣着邦尼兔的粉红篷篷裙，金发上扎个蝴蝶结，像可爱的5、6岁小“姑娘”，比他的作品还引人注目——要知道，佩里可是50岁的中年大叔！佩里出席艺术界聚会时一贯将自己打扮成5、6岁的小姑娘，并给着女装的自己取名“克蕾儿”。和特纳奖沾边的当代艺术家个个是怪人，但怪到如此地步的还真没有，也难怪小报提到佩里时，要配发邪恶天使的图片。
佩里出生在劳动阶层家庭，自小父母就分开，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经常挨继父的胖揍，继母也排斥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大学毕业、结婚等典礼，没有亲人出席，更没有得到祝福。他妈妈甚至对儿媳妇说：“嫁给一个易装癖者你会绝望死的。”
8岁那年，佩里同时展现出“陶艺”和“易装”的才华。他在学校的陶艺课上做出了平生第一件陶艺作品：很难看的烟灰缸。在学校圣诞演出中，佩里穿上白色床单改的袍子，扮演天使加百利。天使的服装带给佩里极为特殊的体验，有点点害怕，又有点点兴奋，两种情绪纠缠在一起，“像羽毛轻轻掠过我的心”。这成为他最美好的童年回忆。青春期，他疯狂地想去做变形手术，每天清晨醒来都幻想自己变成了女孩。令他沮丧的是，他发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性恋者，他爱的是女人。
佩里进了大学，在艺术院校自由的氛围下，他的癖好暗中得到了鼓励。他置办了照相机，拍摄自己穿着女装的照片，开始了“克蕾儿系列”创作。一度，佩里沉醉于光鲜时髦地出入各种派对，厌倦了空虚后，他刻意选择了陶器作为自己的艺术媒介。相对其他新艺术形式，陶器已经过时，佩里恰恰看中了这一点。获奖后，佩里自嘲说，他以陶艺家而不是“克蕾儿”的身份获得特纳奖，实在是大跌眼镜。
佩里自认为不是艺术天才，他用了10到15年的时间才思考清楚一个问题：陶器正是他传达思想的首选媒介。最初，他还喜欢陶器具有的那种家庭的、女性般温柔的、踏实的、被蹂躏的气质。但是，打第一件陶艺作品，佩里就竭尽所想表现最粗陋的形象：被色狼摧残的女人，有残疾的法西斯分子，服用安眠药的少女，大量的纳粹十字标记，治疗性虐待狂的医院……他完全改变了几千年来陶艺美好、优雅的形象，把它当作讽刺所谓美好家庭生活的利器。佩里说：“人们通常把花瓶看作姨妈家橱柜上的一件普通装饰物。实际上，它完全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我的花瓶主要用来表现那些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他已经把陶器当作了“自我心理治疗的灵丹妙药”（摘自佩里的传记《做为小女孩的艺术家的肖像》）。
佩里深知他的癖好不合人们的通识。绝大多数易装癖者寻求的是身为成年女性所得到的注目，佩里却要打扮成小女孩。他认为女童形象让观者骂完他“傻瓜”后得到轻松、安慰。同时他希望自己被当作小女孩来对待，得到小女孩应有的待遇：不必承担责任，不必做事，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疼让人爱。但是，穿上女孩服装后的佩里内心升起强烈的被羞辱感，这种羞辱感刺激了他，激发出创作的灵感。佩里的创作，不管是陶瓷花瓶还是铜版画，主题都是评论社会的不公平和虚伪。他的作品看上去似乎遭受了汪达尔人的蛮捣破坏，画面粗劣潦草，丑陋不堪，突显了自我概念、性别、身份认同等命题的价值观。
评论家认为，佩里的创作和女童穿着已经合为一体，成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佩里说，易装癖是当今社会性别歧视的产物：“它是男性歧视的表现，因为身为男性，总是部分受到压制的。而很多男人对女人的陈旧看法，也是性别歧视。”他小时候很羡慕妹妹几乎没有挨过继父的老拳。女性总是楚楚可怜的、受到保护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
有人问佩里，做了父亲后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像爷们儿了？他非常生气：“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爷们儿！”日常生活中的佩里穿牛仔裤、T恤衫，和妻子、女儿相处得其乐融融，一副居家男人的“正常”模样，反倒让旁人看着不习惯。前卫的佩里最喜欢的艺术品陈列馆是相对传统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他很谦虚，说自己做为男人相貌可以打7分，扮成女人充其量只能打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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