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玉带桥 张仃 作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０时张仃先生去世了。他生前每一场画展开幕，都婉拒花篮；到人生谢幕的这天，还是婉辞“瞻仰”。他曾对师母灰娃说，不喜欢看别人的遗体也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的遗体。不愿意一个人最不好看的定格形成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个真正的美术家最职业的理想——他把完美，坚持到生命的尽头。
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春节的浮华与喧嚣，更让张仃的离去显得静悄悄。与疾病斗争的五个月间，他本来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放弃，他却坚持过完春节，想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这是平民张仃草根品格的最后体现。但是，中国就这样不经意地又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美术舞台上，张仃绝对是一位主演，不是哪一场的主演，是全剧的主演。生于１９１７年的他，自幼习艺，以艺为生，投身进步事业，少年即被判入监三年半，以后便跻身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力量，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发起创建左翼美术家联盟。１９３８年，他去了延安，为党带去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那是他说服一位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官提供的。经毛泽东主席亲笔推荐，周扬安排，他成为延安鲁艺最早的教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教员，亲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把美的理想带到延安，从延安点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加油添薪，终使中国美术事业日臻兴旺并呈燎原之势。１９４５年，他参与续建了东北鲁艺，创办东北画报。１９４９年，他参与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美术设计工作，亲手设计了政协会徽和以天安门为主体形象的国徽方案，完成开国大典的游行方阵、彩车、旗标及天安门城楼灯笼配置设计。在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７年间，还曾以中国官方派出的最高专家代表身份，承担了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苏联、法国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或中国宣传展的总设计，大受欢迎，有的场馆竟险些为主办国整体购藏，极好地推广了新中国的形象。５０年代，他受命参与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两院专家领导，直接实践“中国画百日写生”、“民间艺术进课堂”、“装饰艺术学派化”及“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系统营建”等重要的美术教育体系奠基和深化改革。１９７８年，他从蛰居的香山农舍复出，以喷薄的热情投身中国当代文化复兴，领导完成了首都机场壁画群和北京地铁壁画群。他晚年潜心中国画深度探索，取焦墨一技，开创出一种成熟而厚重的画风，并不遗余力地推崇黄宾虹、张光宇、毕加索等。每一个重要时期，都可见张仃身在前台中心的不俗表现，听见他洪亮的台词。
习惯于轰轰烈烈的他，骨子里是一名战士。抗争已成为张仃的一种人格，自小不服从封建思想，青少年时投身抗击日寇的战争中，反抗旧政权的专制。当文化禁锢时，他勇敢地主张向希腊、意大利、墨西哥和法兰西艺术学习，博采世界先进文化，以哪吒的精神，通过配合思想解放运动的首都机场壁画，突破禁区，为改革开放鼓呼；当舶来文化处于强势，民族文化虚无观盛行时，他又致力于开掘传统艺术的富矿，沉浸到三山五岳的“朝圣”，以展示那些被忽视的价值。晚年，他还单骑出阵，发动了一场关乎中国画命运的“笔墨保卫战”。如此大风大雨、大进大出的张仃，想悄悄地离开我们，也许将是他唯一失败的“设计”。
到了２１世纪，张仃的阅历与资历，绝无任何一位美术家可比，但在名利方面，张仃始终保持低调。他不识货币面值，一如他从不懂得经营自己。悄悄谢幕，正是他名利面前心如止水般安静的必然反映；但战士性格中的抗争基因，却令他的悄然退场不合逻辑，他像普希金、马奈、闻一多一样，配享受数万人的送葬，配将骨灰放在一处有规格或有诗意的地方，然而他却留遗嘱决定，要彻底归于平淡。这位曾经绚烂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骄子，想让自己不受注意地长眠在京郊的某处平凡的山坡。
我曾经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一座小城，看到一尊凿于山崖的负伤雄狮的浮雕。雄狮代表一个伟大的灵魂，被世俗之箭与岁月之箭射伤倒地，它低垂着头，静默地等待死亡，战士的意志和英雄的气节却凛凛然挺立着。我被这英雄无奈的悲剧之美，深深打动。终于被世俗和时间射伤的张仃英雄，也有某种无奈。青少年时期，他想重建家园、改造中国，很难很无奈。１９３８年在延安，他和萧军等人发现一处废弃的大房子，想到鲁迅曾把中国比喻为一个门窗破旧之屋，他们于是对这所大屋子加以翻新装修，创造了当时条件下十分理想的中国袖珍图景——作家俱乐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时常光顾，以分享张仃的美感。青少年时代的张仃，总可以将世事的无奈化解于积极进取的行为中。年事渐高，他也许发现有些无奈不能化解，如虚伪、庸俗、权欲、阴暗面、艺术在市场化中的失魂、民间美术的消弱、“大师”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尊的放弃以及“美盲比文盲多”的社会危机现实等等。最大的无奈是岁月的侵蚀。张仃尽管总有视死如归的沉着和彻悟，但一个转移战场到生死前线的战士，还是本能地要同命运一搏——早在八年前，他就在天坛医院被确诊罹患脑瘤，医生预言如此严重的病患不做手术，维持不过一年。２００５年，他又住了医院，却是因为肾的问题。医生很惊讶那个强大的脑瘤，竟会被这位８０岁的老人击退了，而眼前的肾病，通常对年轻人都是致命的，存活率极低。张仃出院凯旋，我曾多次陪他外出，每次他都很在意地先梳理一番头发、胡须，穿上他的对襟布衫，拿上他的手杖和烟斗，他英雄般的腰背永远挺直，一股豪迈、自信之气，会使他从人群中被轻易识别出来。然而，毕竟年老，他要随时上厕所。有次他内急难忍，只好在一间只有蹲坑的饭馆厕所里靠在我膝盖头上大解，并不得不让护理员擦拭。他每次显出失意和沮丧，如那只雄狮中箭负伤倒地，让人看见了它有些失败的一刻。他的这份歉疚，恰恰反映出一位９０岁老人内心的不屈不服，说明他一直在同命运较着劲呢。然而，命运很残酷很强势，日历不停地在提醒他的倒计时。他天天看鲁迅，精神依然顽强，身体却在衰退，皮肤瘙痒到经常需要挠。终于，５个月前，他再度住进了医院，医生为了治病，剃去了他那招牌性的胡子。心电图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成了他最后的运笔。夫人理召兼揽助理、秘书、保姆、通讯员于一身，无微不至照顾他，但还是无奈地看着他生命的火光变成一缕烛光。张仃的血压几次降到危险重又升起，医护人员们被折服了，他们近距离地看到一颗战士的心，一位伟人的意志力。主治医生甚至惊叹于眼前发生的生命奇迹，一般人捱不过张仃十分之一的弥留时间。而近五个月来，不能同大家交谈的张仃，一定是在另一深处把抗敌的斗争，视同于与命运作最后的一搏。大年初五，他拉着夫人理召的手紧紧不放，家人预感这是诀别。终于，他无奈地离去，却让我更加尊敬。更加感到悲壮、宏伟的美。那条由他描画的心电图，以永远的直线，显示着张仃精神的延续。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