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画家，董希文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开国大典》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董希文191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中学毕业后，他先是上了苏州美专，在那儿学习绘画的基础知识。1934年他转学到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班，两年后考入本科。然而好景不长，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打破了校园生活原有的秩序和宁静，董希文1939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可以说他的艺术训练都是在动乱和颠沛中完成的。但可能正是这种经历，才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村生活有了切身的体验和认识，并对植根于其中的民间与传统文化有了丰富的感性经验。

1942年，昔日的老师常书鸿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引起董希文的浓厚兴趣，次年他便偕同新婚的妻子来到敦煌，在那儿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和彩绘墓砖，为探索民族化的油画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受徐悲鸿之聘，董希文来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根据敦煌经验创作的重要作品《哈萨克牧羊女》。这幅画以淡红、淡蓝和淡黄为基调，以单线平涂为基本的造型手段，反映出画家在形式追求上的民族化倾向。尽管并没有直接照搬敦煌壁画的形式语言，但敦煌艺术所体现出来的东方美学精神却被董希文成功地运用到了创作之中，表现出与西方油画传统截然不同的造型观念。在40年代末期，董希文参加了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并于195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后，他马上创作了《北平入城式》，同时还来到北京郊区参加了土改运动，为他日后选择革命历史画的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董希文的传世之作《开国大典》可以说代表了他十几年来潜心探索油画民族化风格的杰出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说，《开国大典》这幅画并不是一个真实场景的直接记录，而是政治要求与象征性手法相结合之下的历史记忆。开国领袖毛泽东被安排在画面的中央，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也都处于前排，这无疑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而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画面中的安排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象征，同时也是对共和国政体结构的形象解释。作品通过色彩的烘染和环境的营造表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派，而地毯、立柱、灯笼以及广场上旗帜的红色基调也奠定了喜庆欢乐的气氛，同时红色也提供了一种庄严而隆重的感觉，有力地烘托了开国大典普天同庆的主题。画面近乎纯色平涂的视觉感受可以说与西方油画的传统大相径庭，同时地毯的图案及灯笼、柱子和护栏等的形式结构等也都具有东方文化符号的隐喻性，从而构成了一种具有典型中国审美趣味的油画风格。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一画无疑是革命现实主义与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因为这种形式不是人为地设定与编造出来的，而是艺术家对艺术理解的内在需要与理想主义信念高度结合的产物。

随着50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董希文的油画风格也发生了逆转，民族化与形式感的追求已让位于真实再现的技法，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艺术个性的失落与终结。革命与政治的需要无疑消解了他在艺术语言上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从他后来创作的一些油画作品，如《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以及《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来看，虽然画家怀着依旧真诚的热情，但画面的语言和形式却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某种明确的政治性寓意动机的表达，这种风格上的转变其实是50年代政治对艺术强加干涉的体现和反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苏联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绘画风格被全盘引入中国后，便被奉为油画的正宗，尤其在历史画的创作上，向苏联看齐似乎成为了一道无形的指令。这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无法摆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