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信
两千多年前，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国家：秦汉和罗马。它们代表着当时古代世界文明的最高辉煌成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进行文明比较研究时，提出世界文明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即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在他看来，古罗马文明是希腊模式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希腊文明亦可称为希腊—罗马文明，而中国的秦汉王朝则是中国模式的开始。尽管汤因比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两种模式的看法在学术界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他对中国秦汉王朝和古罗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强调，把二者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典型来看待，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此次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活动部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承办的“秦汉-罗马文明展”，以展览两大文明的文化瑰宝的方式，通过实物的相互参照和对比，向人们展示两国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表明这两大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及其在历史上对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这在我国文化界是一大创举，也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秦汉和罗马两大文明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今天，它们又给人以什么启示呢？
两大文明都经历了由开始诞生、逐渐形成、发展壮大、强盛繁荣以至最后走向衰落的相当漫长的过程。它们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以这两大文明的开创者秦国和罗马来说，原本都是远离当时文明中心、地处边缘的蕞尔小邦，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风雨，竟然成长和发展成为拥有辽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的庞大帝国，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巨大影响，其原因何在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我们来看这两大帝国崛起的过程。秦国先人因替周王养马有功，被封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的秦地。公元前8世纪，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由大夫获封为诸侯，当时秦国只是局限于歧西之地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诸侯国。至公元前626年秦穆公即位后致力于拓展疆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诸侯强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剧烈动荡，诸侯混战，战争频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实现全国统一成为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向。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实施社会改革后国力大增，通过战争相继灭亡六国，结束了诸侯群雄割据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创举，被史学家称为“万世开基”不是没有理由的。秦始皇所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措施，如废除封建制改为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驰道和通水路，筑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等，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对发展生产和传播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所有这些对古代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秦始皇及其继承者“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汉书·贾山传》）。残酷的刑罚，沉重的徭役，野蛮的政治压迫，过度的经济剥削，终于激起了大规模人民起义。秦王朝只经过14年的短暂统治就遭覆灭。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建立。汉承秦制，统一的封建国家在汉代得以巩固，但汉王朝早期统治者接受秦王朝迅速败亡的教训，实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使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恢复，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趋于繁荣。由于汉王朝所创造的文明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可称之为秦汉文明。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思想上均达到了鼎盛状态。汉帝国的疆域也在秦王朝领土的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特别是在西北击败了匈奴，控制了天山南北，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为以后建立著名的“丝绸之路”准备了条件。通过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汉王朝与远近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广泛联系，势力范围扩及周边的朝鲜半岛、越南、缅甸，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东方帝国。据公元2年的记载，当时汉帝国拥有人口5959万，领土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这样庞大的人口和广大的疆域在上古时期东方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汉帝国内部虽因动乱而发生政权更迭，但代替西汉王朝而继起的东汉王朝仍保持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发展，使汉王朝的统治长达四个多世纪之久。经过秦、汉两个王朝，中国已牢固地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差不多与此同时，罗马文明开始在欧洲意大利半岛诞生和成长。公元前7世纪，罗马还只是拉丁氏族部落的聚居地，尚未形成城邦。关于罗马的起源有一些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说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洛斯和雷慕斯两兄弟是古代特洛伊城失陷后逃亡到意大利的艾涅阿斯王子的后代，这一对孪生兄弟遭篡权的叔父陷害，被投入第伯河，大难不死，冲到岸边被一母狼哺乳成长。这一神话虽不足信，却反映了罗马人祖先喝狼奶长大的那种强悍和勇猛的民族性格。关于罗马城创建于何时是有不同说法的。古罗马作家瓦罗认为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53年，并以此年作为罗马纪元，但有人认为要更早或更晚。实际上，罗马建城恐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批埃特鲁斯坎人进入该地之后，当时正值罗马早期历史上的“王政时期”，埃特鲁斯坎人建立塔克文王朝（所谓“后三王”），完成了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暴君“高傲者”小塔克文暴虐无道，于公元前510年被罗马人起义推翻，建立起罗马共和国，从此开始了罗马历史上的“共和时期”。在这时期内罗马通过一系列内部制度变革，建立了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缓和了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增强了凝聚力，促进经济发展，并不断扩大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使罗马实力壮大，得以向外扩张。首先通过兼并和军事征服，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接着又发动许多次战争，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经历长达一百余年的极为激烈、残酷的殊死斗争，终于在公元前146年彻底消灭了最大的劲敌迦太基；又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各城邦，通过叙利亚战争打败塞琉西王国，直至将其吞并。到了共和国末期凯撒执政时，希腊化世界已臣服于罗马，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的真正的主人。此前虽在意大利发生大规模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给奴隶制以沉重打击，也未能动摇罗马的统治。公元前44年，凯撒被暗杀后罗马陷于内战，最后屋大维取胜，成为独掌大权的元首和最高统帅，于公元前27年被授予“奥古斯都”（意为神圣、庄严、伟大）的尊号，罗马从此进入帝制时期。他统治下的早期罗马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继起的安敦尼王朝，罗马帝国处于“黄金时代”，特别是图拉真在位时达到鼎盛。帝国的疆域扩大到最大版图，其领土横跨三大洲，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西班牙、不列颠，南达非洲、埃及，北迄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在将近二百年中保持了帝国的霸权，形成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这是罗马文明发展的高峰。进入公元3世纪后，罗马帝国盛极而衰，发生严重危机，日益腐朽衰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罗马文明也历经千年而走向终结。
有人认为，罗马文明的崛起和发展完全是依靠战争和军事征服。例如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罗马之所以成为世界霸主，在于它“永远是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永远是激烈的战争”（《罗马盛衰原因论》）。这种看法是比较表面的，没有探究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其实，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战争往往是实现政治统一的手段，这不仅适合于罗马，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包括秦汉在内的其他古代文明。罗马文明不是单纯靠火与剑造就的，从根本上说它的产生是顺应当时发展帝国型大规模奴隶制的历史要求，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得好：“古代世界的罗马化，它的军事征服同时也是文化征服——这是罗马史带给世界范围的基本主题”（《地中海考古》）。现在，两千年过去了，那些建立赫赫战功的帝王将帅早已化为尘土，靠军事征服创下的光辉业绩也已烟消云散，只有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依然存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辉煌。与短暂的军事胜利相比，文化才是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和生命力的。
秦汉和罗马两大东西方文明交相辉映，它们的产生和成长既符合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因它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具特点。从这次展览可以看出，两大文明一方面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秦汉和罗马两大文明之所以在古代世界光耀史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掌握着当时先进的生产力，都有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秦汉和罗马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无论在农业耕作技术或使用的农具方面，当时都居于世界的前列。中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是东亚农业起源中心。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开始使用铁器，到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已经普及，加上牛耕的推广，引起了生产力的急速提高，一些新式农具的出现使精耕细作技术得以发展，特别是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兴建，使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得到全面开发。农业生产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园艺、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正是在总结丰富的农业生产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那个时代出现了像《吕氏春秋·任地》等3篇和《氾胜之书》那样卓越的农学著作。由于中国较早实行土地私有，秦汉时期已建立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当时先进的生产力是适应于生产关系的。与秦汉帝国不同，古罗马盛行大规模的奴隶经济制度，频繁的战争提供大量战俘成为奴隶，被广泛地使用于农业、采矿和公共工程，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如重型犁具和收割器械等，注重农业技术的实际应用，特别强调总结和交流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力求达到生产的高效率。古罗马农学的鼻祖迦图写于公元前160年的名著《农业志》，集中地反映了该时期意大利农业经济的状况，除了有关各种农作物的耕作技术外，还总结了一整套使用奴隶劳动经营管理农庄的经验。以后其他农学家如瓦罗和科路美拉也在他们的农学著作中讨论了农、林、牧、渔等各方面的知识和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说明古罗马当时的农业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农业为基础，秦汉和古罗马的经济得到全面发展，采矿、冶金、纺织、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在古代世界均名列前茅，生产规模巨大，如炼铁炉达50立方米，纺织业有数千人的大作坊。且各有特产和专门技术闻名于世，例如中国的丝绸、造纸、漆器以及冶铁时“淬火法”的应用，古罗马的玻璃工艺、银器、铸币和采矿技术等等，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或创新的。两国都建有相当发达的高质量的道路系统，便于人员与商品的流通和信息的传递，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正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秦汉和古罗马两大文明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在古代世界大放光芒。
其次，任何一种文明能在较长时期内发展和繁荣，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因此，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是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历史上某些昙花一现的庞大帝国不同，两汉王朝和罗马能保持较长的统治和持久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建立了相对严密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的法律，在遇到历史风浪的冲击时有较强的经受能力，能维持或及时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它们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制度安全的保障。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即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创建了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树立绝对皇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他废除分封，全力推行郡县制度，一切听命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为了加强统治，又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于中央集权需要的国家行政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官吏制度，并创立户籍制度以直接控制人民，便于征发租赋兵徭。在法律方面，从现在残存的秦律条文（即所谓“云梦秦律”）来看，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也是相当细密的。秦亡之后，继起的汉王朝基本上继承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又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改进，特别是汉武帝时在经济领域内管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和控制经济的能力，同时严刑法，打击豪强势力，对加强和巩固国家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巨大作用。在古罗马，政治制度建设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但始终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问题。共和国时期执掌罗马政权的前后分别有各种公民大会（库里亚大会、百人队大会、特里布大会和平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等等，这些机构和个人代表一定人群和集团的利益分享政治权力，经常为争权而斗争，又保持利益的相对均衡和权力的相互制衡，体现出奴隶制度下的一定的民主。在被征服地区则建立行省制度，设行政长官以利统治。到了帝制时期，为了适应统治庞大帝国的需要，权力开始高度集中于君主及军队将领之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一改制虽然使罗马帝国的统治盛极一时，但据著名的罗马史研究者吉本的看法，由于帝国对政治自由的压制，破坏了社会繁荣发展的条件，为以后罗马帝国的衰亡埋下了种子。罗马在制度文明方面的最大贡献是罗马法，历代统治者都崇尚以法治国，十分重视制定各种法律。从公元前450年至前449年间公布第一部成文法（世称《十二表法》）开始，在数百年内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法律，包括人法、物法、诉讼法以至适用于他国人的“万民法”。罗马法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了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法律规范，所以不仅对罗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各国的法制建设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要在历史上发挥持久的影响，除了需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外，还必须在精神文化的领域内有较大的建树和创造。正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导向、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凝聚力，使文明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因此，哲学、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部门对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精神文化的建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往往需要有较长时间的思想积累和文化准备。从精神文化的渊源来说，秦汉有中国先秦时期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可以利用，而罗马则是希腊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二者都是在深厚的精神文化沃土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世界历史上一切最富原创性的思想都产生于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的中国、希腊以及印度、巴勒斯坦和波斯等地。因此，秦汉和罗马都是这一“轴心时代”思想的直接受惠者。以哲学为例，秦王朝崇尚法家，汉初尊奉黄老之学的道家思想，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这些哲学思想派别的渊源都来自先秦，而又适应于时代的要求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变化。罗马哲学也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其重要的哲学派别如斯多亚主义、怀疑论派、新柏拉图主义等，均源自希腊哲学，但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而演变，具有罗马的特色。一般说来，人们对秦汉和罗马的哲学评价虽不很高，然而也在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些著名人物如中国的董仲舒、王充以及罗马的西塞罗、马可·奥勒留和普罗提诺，他们的思想反映了时代思潮，在当时和对后世都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与哲学密切相关的宗教方面，这个时期内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情况。中国原先在战国时期宗教迷信衰落，到两汉又开始兴旺。今文经学附会迷信，把儒学推向神学。道家思想也经历神学化的过程，最后形成道教。特别是，西汉末印度佛教经由西域开始传入中国内地，至东汉时得到进一步传播，渐成气候，成为后来佛教在中国盛行的滥觞。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就是在汉代出现的，从此宗教就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古罗马，本来尊奉的是诸民族的多神教，对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最初是下层民众反抗罗马残酷统治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后来在罗马帝国各地广为传播，声势日盛，遭到罗马皇帝们的大规模镇压和迫害。基督教在同罗马当局的长期较量中本身发生蜕变，放弃了反抗的立场，转而与罗马的统治相妥协，宣扬忍让服从，逆来顺受，以求救赎灵魂而得永生。罗马当局也认识到基督教能适应于帝国统治者更有效地实行精神统治的需要，因而改变政策，于公元313年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公元392年又正式确认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也就从此成为罗马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国家保持巨大的思想影响。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正是基督教导致罗马文明的衰落。
相对而言，秦汉和罗马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可能更为突出。中国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真正的历史学是由西汉司马迁开创的，他的巨著《史记》和后来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同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凡起例的典范。罗马史学则继承希腊传统，留下了波利比阿、凯撒、普鲁塔克和塔西佗等人的史学名著。史学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人们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反思，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尤其受人重视。
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秦汉和罗马都比较注重实用，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学取得明显的进步。天文历法的改进成绩显著，如汉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比秦历大为优越，而罗马凯撒执政时制定的儒略历则经过多次改进成为后来国际通用的公历。这个时期内两国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卓越的科学著作，有：中国天文学家张衡及其著作《灵宪》，东汉时期出于众人之手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及中国第一部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及其为“地心说”作论证的《天文学大成》，阐述古代原子论学说的《物性论》作者卢克莱修，罗马医学的杰出代表塞尔苏斯和盖伦，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及其奠基性著作《论建筑》。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光辉成就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为东西两大文明增添了光彩。
在文学艺术方面，东西双方各有所长，也各具特色。两汉文学成就卓著，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均得到繁荣发展。赋作为新兴文体，直接来源于楚辞，并受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兴盛一时，出现了像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长门赋》和张衡《二京赋》等名家名篇。散文文学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最高成就，乐府诗则是源自民间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可视作其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凡此种种都为汉末建安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准备了条件。秦汉时期的造型艺术成就当首推秦始皇兵马俑，它们以数量和规模的巨大，形象的多样与写实的风格，宏大的气势和排山倒海的整体效果，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堪称举世无双。此外，汉代的壁画、石刻画、帛画以及石雕、石刻和陶俑也颇为可观，器物具有拙朴、雄浑、厚重的特点。罗马的文学艺术则以希腊为师，从模仿开始而又在发展中有所创新，在奥古斯都统治时进入了文学的“黄金时期”。正是在这时期内，罗马文学达到高度繁荣，产生了一批卓越的诗人和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拉丁文学的经典之作。到了帝国前期的所谓“白银时期”，虽然还产生了像悲剧作家兼哲学家赛内加和讽刺作家琉善那样的优秀人物，但罗马文学已开始走向衰落了。罗马艺术的辉煌成就还表现在雕刻艺术上，人物雕塑占非常重要的位置，用材通常是青铜或大理石，表现的对象广泛，包括君主、贵族和普通人，有全身像、胸像、头像、群像等多种形式。罗马雕像十分注重写实，要求如实地、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强调突出人物个性，刻画对象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因此一些优秀作品如《演说家》、《妇女肖像》和庞培、凯撒、奥古斯都的雕像都神态逼真，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由于罗马人崇拜和热爱希腊艺术，复制了大量希腊雕塑作品，如今希腊原作绝大部分久已失传，通过那些高质量的复制品人们还能欣赏到希腊雕塑之美，这也是罗马的一大贡献。罗马的纪念性雕刻也具有很高水平，通常以浮雕形式作为纪念柱和建筑物的装饰，如图拉真纪念柱高43米，以围绕柱身的浮雕带表现罗马征服达契亚的战争过程，其场景之宏大复杂，出现人物多达2500多个，堪称一绝。不过最值得罗马人骄傲的恐怕还是建筑艺术。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艺术的优秀成果，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重大创新。以柱式为例，罗马建筑在原有的希腊三种柱式（多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柱式）处又新创了塔斯干柱式和混合柱式，而且石柱也大多不再用来承重而成为墙面上的装饰。特别是罗马人发明用火山灰制作混凝土，得以广泛地采用砖石拱券结构，与柱式相结合，形成多种式样的拱顶，使建筑物内部空间大为扩展。在建筑风格上，罗马也不像希腊那样讲究匀称、优美和典雅，而着意追求宏伟、华丽和实用。建筑学家维特鲁威提出的“实用、坚固、美观”的原则，可作为罗马建筑设计理念的很好的概括。在古罗马各种建筑中，为城市广大居民服务的大型公共建筑最为重要，如神庙、广场、大会堂、剧院、角斗场、凯旋门、公共浴场等等，这些建筑气势恢弘，规模巨大，装饰豪华，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如始建于奥古斯都时期、后由哈德良于公元118—128年重建的罗马万神庙，其正殿上部是直径43米的半球状穹顶，自球顶到地面的高度也是43米，正殿以顶上一个直径9米的圆形开口作为光源，整个建筑显得十分和谐、庄严和完美。有的建筑物虽已残破，如可容纳5万观众的罗马大角斗场，可同时供1600人洗浴健身的卡拉卡拉大浴场，占地80万平方米的哈德良行宫等等，但从它们留存下来的遗址仍能看出它们当年巍峨雄伟的景象。曾经对罗马城市建设作出不少贡献的屋大维自豪地说：“我接受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则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时至今日，那些宏伟的古罗马建筑确实可以视作这座所谓“永恒之城”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面我们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方面极其粗略地浏览了秦汉和罗马这东西两大文明的概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从以上的简介和对比中可以大致看到这两大文明的主要成就和各自的文化特质。在历史上，它们不是与世隔绝、独自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不断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文明的交往、接触和碰撞中，通过与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借鉴吸收乃至交融互变而逐渐发展壮大。世界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是一条普通的规律。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这里谈到了罗马文明，但对中华文明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汉和罗马两大文明之间由于双方间隔的距离遥远，还难以进行直接的交流。当时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一些中亚国家作为交易的中转点，中国的某些商品在罗马很受欢迎，丝绸是深得罗马上层社会喜爱的珍贵奢侈品，高质量的铁制品也曾得到科学家普林尼的称赞。据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时班超曾派遣甘英率团出使大秦（罗马帝国），途经条支、安息诸国抵达波斯湾（时称西海），因渡海困难而折返，未能前往罗马（见《后汉书》）。另有记载称，罗马安敦尼王朝曾派人于公元166年经海路取道日南（今越南中部）抵达中国洛阳，给汉王朝送上礼物，但据有些学者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个别商人假借官方名义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东西两大文明古国之间没有正式建立关系，未能开展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今天，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使过去把各民族、地区分隔开的壁垒不复存在。人类面对许多共同性的问题与挑战，为了增进相互理解，扩大共识，谋求共同发展，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益于各个文明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举办这次“秦汉-罗马文明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加深对两大文明的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在于启发我们面向世界，努力开展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这就是这次展览给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