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其
当代艺术中反映“社群”意识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是对文革后个人意识走向极端化的一个回返。
从伤痕美术到80后的卡通一代，总体上，当代艺术是在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和个人主义两个极端摆动，尤其是新一代的艺术，进入到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不关心他人和历史。但近十年，随着当代艺术对底层社会和非主流群体的关注，当代艺术正在出现一种“社群”意识。
最早出现“社群”意识的是民间纪录片，如《铁西区》、《铁道沿线》，这个群体一直没有很“火爆”，但始终如地火运行一般，人数不断增加。近年，不错的纪录片继续在出现，如章明的《60》。一些电影青年因为拍不起胶片，他们用DV拍了一批反映主流体系之外的人群的故事片，如《街口》、《血蝉》、《青年》。如果给他们电影胶片的话，一定出现一个新电影浪潮。
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也在加强，这是越来越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南京艺术家郭海平2008年只身去精神病院住了二个月，教精神病人画画，其中一批精神病人艺术家的绘画专业界评价很高，并带动了社会对精神病人的“艺术治疗”的讨论。甘肃的雕塑家靳勒在北京的当代艺术圈混了几年后，回到了他出身的村子，被意外选为村主任。他带领村民们自己动手盖起了一个最朴素的当代美术馆，并促使一批村民参加了艾未未的童话计划，使村里的一大批老农民以艺术的名义去欧洲旅行，到北京观光。
艺术家自己跑到一个主流外的人群中去，跟他们建立联系，以艺术的名义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的生存状况发生改变，介入和启发一个“社群”的自主意识。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有些像波依斯的“社会雕塑”的观念，即使用任何一种超艺术的形式，甚至以艺术的名义来介入社会生活。这在艺术概念的成立上已经不是一个障碍。
“社群”观念在西方不是一个新鲜的政治或社会学概念，唯一能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对应的概念是“宗族”意识，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似乎至今还是陌生的。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大力倡导了四种现代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党的意识和个人意识，但唯独没有“社群”意识的位置。这可能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变迁有关，鸦片战争后，强调民族意识是首选；其次，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维护中华民族，强化国家意识也是重要的；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权力集中而又道德理想至上的政党来统领，在实力悬殊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强调党的意识也是必须的。
党的意识在文革中演变成一种扼杀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消灭个人的“集体主义”。所以，文革后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意识。在现代中国，社会基本上未建立受宪法保障的独立的土地制度，也未建立真正成熟的社群意识和社团民主文化，中国革命的发生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解决现代土地制度。但社群意识是未来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基础，目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意识，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意识的一个对应，人们有什么问题还是试图通过国家解决，尚缺乏“社群”自主性。
但随着市场经济后土地使用权租赁的开放以及网络社区的形成，中国的“社群”意识和形态正在形成，如798艺术区、网络上的QQ群、“超女”的粉丝会、“躲猫猫”和邓玉娇的民间维权。前几个月，我家小区门口还站在一个青年，身前竖着一块牌子，号召大家选他当社区居委会委员，他对每一个路过的小区居民解释选他的意义，告诉大家以前的小区跟物业的交涉都是由他来当谈判代表的。其实克林顿、奥巴马竞选议员也是这么开始的。在国家主义、民族意识和个人主义之间，中国社会还应该建设一个社群形态，真正具有社区、社团和社群的自主性，这样才不用担心中国一旦实施民主会引起“大乱”。
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可以看作是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进程和精神状况重建联系的一个入口，这曾经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艺术主流。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八十年代的人文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社群主义的艺术意识。很多作品不是简单的批判现实或对底层的人道主义，而是出现一种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人群的关怀和自我讨论，其出发点则是一种朦胧的社群意识。
当代艺术的出路，既不是利用政治，也不是回到艺术的自足性，而是参与中国的社会自主性进程，并成为其一部分。
2009年6月17日写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