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教授是一位天生的学者，他拥有过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执着的精神，和胸怀天下的圣贤之心。朱老师作为老师的声望，个人的学术成就，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这并非朱老师的根本追求。以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推动学科的发展，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才是他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朱老师对教育、对研究、对艺术的深刻洞见，以及伴随他几十年奋斗历程的忧虑与无奈，都能给我们以启示。

一、寻觅：追求艺术之上的人生轨迹

记者：朱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季入学，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在那个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年代，学艺术的人应该都是非常执着的。您是何时对绘画产生兴趣的？

朱老师：我最初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不在画画上，走上艺术这条路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机缘。我中学时数理化都还好。1973年邓小平曾短暂复出，学校恢复文化课学习，在一次竞赛测验中，我在全校一届大约300个学生中位居第二。第一名是我的好友，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我其实心里不认为自己比他差，因为他回家后，他妈妈要逼他读书、学习；而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规定我不能做任何功课，回来只能习画。之所以我只能习画，是因为我的父亲被错划“右派”，母亲认为原因就在于他读书太多，于是坚决不让我多看“闲书”，而是学习一门手艺。江南一带，自古就有家藏书画的传统，民间藏龙卧虎，于是我就跟着一些老先生学画，观赏。

南师（当时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就是原来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美术系，曾有良好的教育与艺术传统。徐悲鸿先生在这里任教时，发现并倾力资助傅抱石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1977年大学招生名额少，艺术类更少，当时在北京的中央美院、在南京的南京艺术学院都不招生，我们整个江苏只有南师美术系招生。那时有点艺术特长似乎是很风光的事情，因为任何人都能去考综合性大学。刚恢复高考，整个镇江市77年有200多人报考美术专业，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如果我当年考不上，第二年一定会去报考理工类专业的综合性大学，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记者：您在大学期间怎么学习的？当时在艺术领域，中国也与世界隔绝很久了。

朱老师：是这样。不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学院整天要练习的写实绘画远远不适应艺术在出现了机械摄制技术（摄影、电影、电视）之后的发展，很难触及根本的“艺术”的意义。为了表达我的意见，我找了一张《人民画报》上的照片，把它画成了一幅油画。画完以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剪下来贴在画的中间，并写上了“现实主义”几个字。用我们任课的吴东樑老师的话说，我这是“搞颠覆”。

记者：老师生气了？

朱老师：没有。老师对我很好，他其实也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但他作为老师必须按部就班地执行教学计划。吴老师于是和我做了个“交易”，我可以自主学习，但绘画作业需要应付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每周都画长期作业，从周一到周五，两个星期交一张。只有星期六上文化课，星期天休息。我几乎是所有文化课的课代表，外语、中文这些课我全是高分。吴老师就觉得我这个人“读书”很好，就建议我往学者方面发展。他对我说：“你呢，星期一上午来，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再来一次，中间随意来混混，交张作业，我给你成绩‘良好’（五分制，相当于B），其余时间你可以到图书馆读书。” 所以从那时起我走的就不是画家这条路，后来也果然成了“学者”。

记者：您可以自由看书的时候都看哪些书呢？

朱老师：我什么都看。比如我喜欢历史，就找了一套苏联出的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史》，这套书有一书架，我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后来我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美术史系的资料室主任贺龄华老师发现我是个“读书的材料”，就给了我一把资料室的钥匙。资料室关门以后，我也可以在里面“值班”，于是我就在书中间“睡”了两年。别人读书是论本的，我当时读书是论架的（书架），哈哈。

记者：您对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一直有自己的思考，研究生毕业后的道路您有什么规划吗？

朱老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央美院任教。本来我是要出国进修的，当时机会很好，因为我有幸得到张光直教授（编者注：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厚爱。他有一次到中央美院来讲课，我负责接待他，他觉得我可教，就建议我到哈佛去留学。这是1985年，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长夏鼐先生还给我写了推荐信。但当时我们的系主任金维诺先生说，你其实以后出国学习机会很多，现在用人之际将你留校，应该先为学校服务两年再去。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把哈佛错过了。到了1987年，我就调到北大来了。

记者：您到北大来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朱老师：我是为进修和补习人文基础才来北大的。艺术史是我的专业，我一直也是“野心勃勃”，想从一个学科的角度去推进这个工作。当时北大准备建艺术史专业。艺术史是人文科学研究的部分，与艺术创作大相径庭，这应该是北大的优势，也符合我的志趣，所以比较吸引我。但后来这个专业也朝“艺术”方向走了，与我的期望相去甚远。美术界的最高学府是中央美院，那边有三四百专业人士。我的那些同学，包括我当年的学生，像方力钧、刘小冬，现在都是知名的画家。我要是从事“艺术”，应该离创作中心院校近一点，何必到北大来？

当今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还是将“艺术史”这门人文科学归属“艺术门类”之下，这会造成艺术教育评价体系和培养计划的混乱，因为艺术创造是根植于人的天赋才能和创造能力的，艺术天赋就像运动员的体质，先于学习和训练就必须具备。艺术创作与思想和理性是平行的，分属于人性不同的侧面，各自评价标准不同。艺术水平的高低不依赖于作者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依赖于其天赋、创造性的感受能力和超绝的技艺。而艺术史属于“历史”，是科学研究，类似考古，研究者可以完全不用会演唱、绘画，课程设置中也无需进行艺术创作的训练，艺术史专家研究艺术品和艺术现象就像生物学家研究细胞。所以，所有世界一流文理综合大学均有艺术史系科，却不一定设有以培养创作者为目标的艺术学院。

范景中教授曾“痛斥”我为“中国艺术史学的罪人”，因为我在北大任教27年，竟然连基本的学科概念都无力厘清。其实我真是“尽力”了。我在北大到现在已经经历了6任校领导，我不断写报告直陈“艺术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前后不下几十次，均未获实质成果。现在我调任历史系任艺术史专门教授，延续40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和50年代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的未竟事业，将继续向学校递送申请。

到北大之后，1990－1995年我去德国留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参与领导了现代艺术运动，所以到了89年以后，编辑的许多杂志、丛书全被封掉了。连我在北大上的现代艺术史的课程都被停止了，据说是因为有学生说，他们去广场是因为上了我的课。这样一来我就没事可做，所以到1990年，我就去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读艺术史的博士学位。

记者：去德国之前您应该没有德语基础吧？

朱老师：之前在北大还是旁听了一段时间，但我的德语主要是到德国后学的。我还是我们海德堡大学语言训练班的骄傲，因为我在德语班学了两个月，就把初级、中级、高级课程都学完了，并考过了德语的“托福”（当时称DSH，“德语作为高等学校语言考试”），这是语言班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任课老师高兴极了。当然我“真实的德语水平”也是后面慢慢磨练出来的。

我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北大一直是边工作边学习，坐在底下的时候，从来不把自己当教师看。留德归来，在北大我依旧去修习课程，许多北大的平辈、晚辈也是我的老师。我每次听课都很认真，完全一副学生的样子。但跟其他学生比起来，我又显得年龄有点大了，他们就以为我是一个进修学员。这里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课代表发讲义，我想和她要一份，她断然拒绝：“你不是我们正规的学生，不能给你。”可这位同学碰巧也选修了我教的课，几次之后终于搞清楚我就是那位“著名的教师”，于是跑来向我道歉，说，“您在台上台下根本不是一个人！”。

记者：那时您为什么没有考虑再去哈佛？

朱老师：等我有机会出国时离当年的入学机会已经隔了5年，我不好意思再跟张光直教授提这件事。但后来张光直先生听说我去德国了，为此大发雷霆，说：“我一直留着朱青生的名额，他为什么不来哈佛？”我得知后有点吃惊，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5年中肯定会有许多替补，而当年我对先生来说也只不过是个偶然相逢的学生。于是就给他写信，说我真的不是不来，而是已经不敢再提这件事了。他立即给我回信，说在艺术史研究方面，海德堡大学也是世界一流学术重镇。然后我们就常常通信，等我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立即就告诉了他。他回信了，就一句话，特别动人：“这是我这些年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博士毕业一周后我就回北大来了，我把自己关于艺术史学和人学的关系讲授为各种课程，有时也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来信说“我真想到北大来听你的课”。

记者：您此前就是北大教师，此次又是学成归国，但您回来后的待遇好像很一般，一家三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

朱老师：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1995年我回国，回到出国前住的一间房子。当时上级有规定，要国家吸引你，你再回来，那才叫“人才”。而我是学完了自己立即就回来了，因此就不属于“人才”，所以没房子。当然北大以后就纠正了，后来我一直住在校内，受到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