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北国”是一个抽象又虚无的国度
记者：距离上次您做个展应该有四个年头了，能否透露下11月22日即将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展览线索？
瞿广慈：其实我的线索性很强，有时候我觉得线索性过强。每次展览都有一个创作逻辑，做这个展览之前没有一个特定地要为了做展览而准备特定的作品。最早我做《集体主义》的时候很简单，当时我在大学当老师、做领导，我们经常开会，从生活当中慢慢对自己的作品有影响。《鸟儿问答》的状态也是我到北京最悠闲的状态，所以做了那个展览。这个展览也是如此，有一天跟高馆长（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说，发现这批做完的作品没有道具，以前做的所有作品都是有道具的。所谓道具比如小红本儿，那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道具。后来我发现没有道具之后反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形式上感觉加强了之后，很多内容反而变得更加空泛。
记者：此次展览名字为“终北国”，像是一种臆想出来的虚指国度。
瞿广慈：高馆长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给我建议了一些展览题目，我觉得挺好。《终北国》，我觉得就是某种国度，其实我想呈现的展览状态也是一种挺虚无的国度概念，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度。那么《终北国》是一个什么概念？不像桃花源就是美好的感觉，《终北国》是非常抽象的，没有特定的好或是不好，每个人都有评判，世界被切割成很多面。当自己在工作室的时候是一个世界，可是进入CBD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世界，对我而言经营一个品牌的时候又是一个世界，每个人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我想呈现的就是这个状态。等到这个题目呈现之后，的的确确我对这个展览的倾向性更加明确，包括这个展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创作；一部分与 “稀奇”有关，呈现的也不是完全形而下的概念。原先想做得非常日常和形而下，但是做着做着就变成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展览中一个区域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精神性的、空虚的，但是它是物化的，是雕塑、工作室的状态；另外一个区域则是非常物质化的，“稀奇”的产品也是商品，必须非常物质化、高度商业化、现实化，但当一件东西做到极致的时候也呈现出某种抽象化的感觉，材料有时由于造型的变化会变成另外一种质地的感觉。
记者：其实我们很期待这次展览的亮点，因为感觉您应该更重视创意和空间的利用，所以在布展方面会做大量的功课？
瞿广慈：展览路线设计，一进来第一眼的呈现，然后又走过一个展览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其实我都是有设计的，两种反差会非常大，彼此之间没有影响，可以穿越过去。创作与生活如胶似漆又自然生长
记者：能否简述下到目前为止的几个重要创作转折节点和代表作品特征？
瞿广慈：我的作品跟我的生活有关系，谈我的生活才能谈作品。从本科毕业走向研究生毕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相对比较自由，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到了大学当老师之后，大概有一两年时间几乎没怎么创作，倒是做了很多实验性、材料性的研究，没有做具象的作品，等到2002年开始重新做创作，也跟我那时的生活有关。我差不多在大学呆了七年，其中五年当院长助理，这个工作对我影响很大，今天我能管理一个团队就是因为过去当过老师、领导的关系。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阶段。之后就开始做“稀奇”了，我这个人闲不住，做“稀奇”这件事情本身对我而言是非常接地气的。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就是一个胖胖的穿着工农兵服装的男人，带有后革命的色彩，为什么选择创造这样的形象？
瞿广慈：我记得有人问一个作家，写作是怎么写的，如何去编造这些情节？他说只要文字放在文章里，文字就会自然生长，就不会去刻意雕琢。所以我可以描述很多特别的细节，这些细节根本不存在，但是又会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是文字自己在生长，可能跟着你的感觉在生长，这个小人物、小胖子，对于他来说，他也是自己在生长。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已经活了，即便我不再去管他，但依然是活的。带着自己的角色做自己的事，这个事情有时候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自己成为那样的人，那样做事了，创作就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总是充满叙事性以及暗喻，很多看来都是从生活中得到的灵感，比如《菜刀帮》看着老实人压不住火，是否可以具体跟我们聊聊生活中哪些元素会时常打动您？从这些看似戏谑的表面，会产生哪些思考？
瞿广慈：没有特别，说句实在话，其实可以用很多种描述方式进行表达。之所以用雕塑来创作，是因为我做起来比较熟悉。我曾经想过做关于十句特别有意思话的作品，比如我听过一个重庆人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虽然我长得像鬼火一样，我的生命也像鬼火一样，但是我依然可以照亮你”，非常草根化。包括北京话说“看到老实人压不住火”也一样。我其实特别想做一批图解的作品，但是这个需要等待，但艺术家有时候的确要设立一些目标。
记者：《最后晚餐》应该是从2004年到2014年一直在做。
瞿广慈：对， 最近做的是《最后的晚餐——点赞》，原来拿着的小红本换成了“点赞”，时代感有变化。“点赞”现在还有专门说“手动点赞”，这是非常当下的存在，突然之间这件作品变得更加当代了，它使得我们今天的生活和那个时代的表达息息相关了。
选择来自于清晰的认知与自信
记者：您刚一毕业就得了全国美展的最高奖项，后来在二级市场也拍得高价，可以说一直以来都顺风顺水，这么早被认可当时是什么感受？现在又怎么看？
瞿广慈：从读大学到获奖，再到研究生毕业，这个过程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其实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像登山一样，有一块砖头你能踩得住，就往上踩。因为整个山是什么样看不到、也看不清楚，能走到哪儿也不知道，总是觉得前面有块石头能踩住就踩住，有一棵树能扒住就扒住，人走着走着肯定有一些自己的体验和要求或者自己最初想登到什么样的山和什么样的高度，之后不断地当你走到一定高度看到风景的时候又对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可能会重新设立一个目标。
那个时候艺术家都是非常贫穷的，虽然我和向京是最早被市场认可的雕塑家。但当你从一个贫穷学生刚刚能养活自己，到开始不断有财富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都是站立不稳的，让你觉得真牛，从货币到钱到数字。而今天我们看待这事儿的时候已经非常淡定坦然了，但同样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处于地下形式的，因为没有一个肯定的市场或是肯定的力量托着就很难存在，那时候只有一个渠道，全国美展之类的展览，当然我觉得自觉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没有当代艺术的市场繁荣，就没有中国当代艺术大面积的茁壮开花，无论是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无论是学理界、时尚圈，还是媒体，当代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或被各方面认知的高度是远远高于传统艺术家的。
拍卖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年轻艺术家的路很少。市场这条路给了我们很多可能性，至少我们能养活自己，这个很重要。当你没有展览的时候有拍卖，那个时候可以说每次拍卖全是新的，今天拿出来的拍卖全是老的。其实正常拍卖应该全是老东西，但是那时特别有意思，我的方式是全推新品，对于我们的作品而言就像新品发布一样。当时所谓自我的创作状态和学术状态，依然是像商品推荐一样去做，所以今天我能够把控一个品牌，对我来说太容易了，那时候才难。疯狂冲价格、冲数据，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在这时一定要冷静。
记者：您毕业之后去上海师范大学任教，这是一般都很向往的职业——在大学当老师，为什么后来又回来北京，并且成为了职业艺术家？
瞿广慈：当时有各方面的原因，跟我和向京受的教育有关系。虽然我是上海人，但不得不承认的确北京整个艺术人文环境好一些，机会更多，有意思的人多。我觉得七年大学对我们帮助很大，更多是跟学生在一起，单纯地研究、教学，也有很好的雕塑环境和条件。
走，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明白人生的路是怎样的。在某一个阶段必须有某些环境、某些人、某些事陪着你，当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块石头、一棵树，只要踩得上去都要踩，但到了需要真正做的时候必须放下拐杖，赤手空拳地出去打。
对于我和向京而言，在大学无非就是两点，一是职业，关乎生存、生活，二是关乎理想，艺术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有时候认为艺术教育其实不存在，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教人艺术是很难的事。后来因为没有职业的原因可以轻松地选择城市，我自己有很多可以选择，向京也可以选择做摄影师，但是某种程度使命落在雕塑上，就一心想把雕塑做好，我从来不觉得做雕塑有多重要，有时候是一种使命感，作为向京来说她也会有这种感觉。
上海依然是我很喜欢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的生活是双城记，北京、上海、再加个杭州来回跑。上海的文化还是后殖民文化，上海的艺术依然是后殖民艺术，始终没有找到真正自己内心的东西，上海的文化气脉跟我不太同，而北京是有一种挺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存在，民族主义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