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者们带着我们倾诉宣泄诉求，波普艺术让我们看清消费时代的机械复制，生物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是一种全人类的运动。美国生物艺术家苏珊·安克为上海带来了一场《彩虹幻想》，让我们走进了培养皿中的未来人类世界。

“我的艺术是关于未来的。”苏珊安克（Suzanne Anker）接受采访时说。作为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VA）的纯艺术（Fine Arts）系主任和系下生物实验室（Bio Art Lab at SVA）的总监，她这次应邀来中国举办个展“彩虹幻象（Rainbow Loom）”，同时带来一个似乎从来没有在中国艺术界出现过的概念——生物艺术（Bio Art）。

何为“关于未来”，我们可以先看两个例子。澳大利亚行为艺术家Stelarc认为人体的形态已经过时，想着各种办法延展身体机能。2007年，他在自己的左前臂上成功培育了一只左耳，并给它带了一只蓝牙耳机（《手臂上的耳朵（Ear On Arm）》）。无独有偶，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前不久才因在K11的一个群展来上海。奥兰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不为人知；她以自己为画布，作品即是为自己整容。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记住未来。”

Stelarc在自己左前臂培养的第三只耳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大批艺术家开始尝试通过生物的手段做艺术，直到1997年，“生物艺术”的说法才被提出来。它的出现在于整个社会艺术的潮流，艺术家开始不满于仅仅工具与材料的创作逻辑，转而潜进社会，寻觅各种可以契合他们哲学思考的媒介。这种媒介可以是一种新材料，混凝土或硅胶；却可以是一种概念，政治或消费主义。现在没人能在艺术和人类生活之间划一条楚河汉界，分类讨论。像探险一样，艺术通过艺术家的兴趣点不同而拓展不同的流派（genre），生物艺术正是这其中的一支。

英国细菌学家，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将不会知道的是，他去世50年后，被一群生物艺术家誉为他们的“艺术之父”。原因在于，弗莱明是观察微生物图像的先驱，他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微生物，在显微镜下，培养皿中呈现的是一整个活动的调色盘。生物艺术与科技联系之紧密，让人搞不清楚，生物艺术家是否就是一个业余科学家？

在“未来”这个时态中，生物艺术家依赖着实验室，依赖于新发现；他们的作品永远指向着一些未知的东西。这决定了生物艺术的先锋性，不仅在这个时代，即使在未来，它也将不断地去突破实际存在的东西。因为这一点，抛给生物艺术家的问题太多，他们要解决或解释的太多，生物艺术常常会走向挑战社会和人体禁忌的极端，除了上述的Sterlac和奥兰，还有很多这样的“生物表演艺术家”。法国艺术家Marion Laval-Jeantet和Benoît Mangin合作拍了一个视频“Que le cheval vive en moi（愿马在我身体里活）”，女艺术家MarionLaval-Jeantet将马血注入自己体内，感受自己为一匹马。

女艺术家Marion Laval-Jeantet将马血注入自己体内，感受自己为一匹马

让我们回到“彩虹幻象”，展览分为两场，各在上海SNAP空间和视界艺术中心（V Art Center）开展。主要展出的作品是苏珊2013年开始的系列《培养皿中的瓦尼塔斯（Vanitas in a Petri Dish）》和《遥感（Remote Control）》。瓦尼塔斯19世纪出现在荷兰的一个艺术流派，他们的画像是对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的一种警醒，因此会出现骷髅、有腐烂的东西等图示。苏珊则从生物艺术的目的出发，在一个个培养皿中放置了鸡蛋与小螃蟹、荷兰豆与蟑螂，并对培养皿拍摄照片。近看色块鲜艳巨大夺人眼球，远看看清楚是什么了，有些瘆人，但比起上述作品，却是温和多了。《遥感》是上述系列的后续作品，苏珊把培养皿中的物什3D打印成雕塑。

《培养皿中的瓦尼塔斯（01）》2013，艺术微喷，20 x 20英寸

《遥感（07）》，2013，塑料、色素、树脂，4 x 4 x 1.5英寸

仔细想想，在国内的艺术环境里，生物艺术没有被大众注意，一部分是因为没有认识——苏珊认为大众熟悉的张晓刚的“血缘系列”、张洹的《上海家谱》等，都是生物艺术，因为其包含了对家族血脉的思考及衍变；另是因生物艺术常常隐匿在“新媒体”的大类型里。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齐物等观”上，在无数的机电硬科学作品环绕间，策展人张尕也挑选了生物艺术作品，如克罗地亚艺术家西尔维奥·胡哲（Silvio Vujačić）2012年的《精神和肉身升华的熔炉，机体溶解其中的容器》。他加热有精神药物效果的咖啡因，使其升华以形成另外一件雕塑，并长时间地造成形变。新媒体艺术本身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舶来概念，直至不久前才真正被纳为一种艺术形式，大众对生物艺术的陌生就可想而知了。

苏珊安克在视界艺术中心展览了300个培养皿

在M50园区碰见正在逛画廊的苏珊，我问她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感觉怎么样。她说太棒了，随便一看——就看到了生物艺术！她指的是香格纳画廊（Shanghart Gallery）正在展出的梁绍基的蚕丝绕铁的作品。苏珊认真的看了展览的前言，看到梁绍基的作品被称为“生物文化的（bio-cultural）”。“Bio-cultural!”苏珊高兴地叫，“That’s what bio art is doing.（这就是生物艺术在做的。）”

《自然系列 No.200/链条（金属）-A》

对于苏珊来说，她觉得自己做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运动。这个运动在当下异常紧迫，因为人们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在社交网络、消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诱惑前，与生命和生物走得越来越远。但这却是人类没有办法抛弃的自身存在形式——或许有一天可以，那么这一句基因时代的宣言也一定会从生物实验室里喊出来。21世纪被网络化主宰，人们开始以通融的网格化的存在来定义世界，下一个时代我们又将去哪里？苏珊和我聊天中，谈到她25年前开始涉足生物艺术时的唯一目的，即一个问题：在实验室里发生的这些转变会怎么改变人们的生活。直到今天，她还在问自己一样的问题。苏珊说到几年前冰岛的火山喷发和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科学已经解构物质和生命直到最小的颗粒的今天，国界、种族、文化都挡不住的是，人类的好奇和潜在的危险似乎将要越靠越近。

接着往下看，苏珊认为道德也将随着生物工程的发展而改变。“实际上，道德的进化速度完全不比技术发展速度。比如克隆技术带来的道德问题，再比如转基因食物的合法性。美国的食物里转基因的成分有那么多，却从来不在食品袋上标注。这在欧洲是不可行的。”

“与其惊异于不可期待者，不如期待可预见者。”且借用法国诙谐作家安德烈·艾萨克的这句话。达达主义者们带着我们倾诉宣泄政治诉求，波普艺术让我们看清消费时代可怕的机械复制，生物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是一种全人类的运动，但生物艺术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稳固人们对生物艺术的认同。

（文/Ivyivymua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