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范迪安卸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九年后，他重新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执掌牛耳。9月23日，照例是在中国美术馆一楼大厅中，范迪安馆长主持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展览，为他九年的美术馆事业划上句号。

作为国庆献礼展，“丹青中国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自然获得了众多关注。而发生在前一日的中央美术学院人事任命，更是为这次展览的开幕标注了特别的意义。9月22日，中央美术学院召开教师干部大会。会上，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宣布教育部关于中央美术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的任命决定，任命范迪安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意味着，中央美术学院即将正式进入“范迪安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美术馆告别“范迪安时代”。

从馆长到院长，虽为一字之差，同样是责任深远。

记者：上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着重思考的是将是哪些方面？

范：今天不管从事哪一项工作，都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我一直很信奉中国的一句古训“有容乃大”。“容”就是要把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方式都能关照到。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从而使自己在思维上能够壮大起来。待到中央美术美院稍作梳理后，我希望把学院二十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事梳理梳理，让大家了解美院进入新世纪之后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是需要大家共同思考或者突出的问题，甚至是难点，然后再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界上的事情，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比如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央美术学院可以说是全面作为。因为它在相对比较单一的文化框架和琐碎平台里，就可以统摄天下。但是在今天，你不可能全面伸出手脚，而应该脚踏实地。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要着重思考的。一句话就是：历史的优势要让它更好地体现，把优势变成品牌。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教学方法、学术领域还有什么新的增长点，那就是跟随时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学术也需当随时代。

记者：在九年的执掌期间，中国美术馆哪方面的工作对你来说是难点？

范：客观地讲有两点。因为中国美术馆是国家馆，它是用公共财政来支持的文化机构。所以其根本的着眼点，是尽可能地为广泛的公众服务。中国美术馆跟专门化的，或者各有特色的美术馆是不同的，比如地方馆、民营馆、院校馆、画院馆。他们面对比较专门的受众群，学术资源也有直接的来源。比如院校的美术馆就有自己教师或者国际艺术教育界的作品；比如画院美术馆，更多的是画院画家的创作。中国美术馆的特点就是要面向最广泛的观众，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工作的难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搭配丰富多样的展览结构。有人说我是搞当代艺术研究的，为什么中国美术馆不变成当代馆，我想这显然不能这么做。因为中国美术馆关注的范围涵盖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包括现代部分，也包括了今天的当代部分，所以它一定要两者兼顾。第二，中国美术馆也是全国各地美术家特别向往的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如何能形成对各地美术创作的支持，要使各地不同的美术作品都有机会在这里亮相。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分门别类，择优而展。要做传统的，就选传统里最好的；做当代的，就做当代里最好的。

记者：在美术馆事业里，现在还有没有未曾实现的梦想？

范：那太多了。比如中国美术馆首先需要加快藏品的积累，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在艺术市场、民间收藏如此热潮滚滚的情形下，作为国家美术馆，如何能加大收藏的力度？所以我们一方面呼吁政府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增加国家艺术财富。这样才能使许多带有文献性、历史性价值的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前半页的作品不要都流失在民间。但藏富于民、藏艺于民也是好的，但毕竟不能变成公共的，不能在短时间能变成公共的文化财富。可能一藏就藏之深山，公众看不到了。所以美术馆在这方面还存在缺陷。

所以我的期望是，中国美术馆接下来还是要建立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序列的收藏体系，这个序列环环相扣，尽可能纳入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这些年我们通过加强艺术家捐赠的力度，增进对二十世纪美术历史的研究，也是为了加强藏品的积累。因为藏品积累了后，才能在新的国家美术馆里构成比较完整的线索。

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藏品展，有比较大型的藏品展，也有专题展、断代展，都可以说是一种演练，通过演练来提高对藏品的研究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演练来发现藏品的不足，由此能够更多地聚焦收藏的空白。有时候看到拍卖场上出现的名家名作，但是苦于囊中羞涩，没能实现收藏。这都是需要更好的政策保障。

第二，在对当代美术的关照方面，我自己觉得还不够透彻。因为当代美术实际上很丰富。但中国美术馆在这方面的学术力量都还显得不够，我们的队伍中应该有更多的当代艺术的研究人员、评论人员，这样的话就能更好地及时了解掌握当代美术发展的趋势和重要现象。这方面美术馆还显得比较薄弱，至少是有待投入加强的。以上两点，一方面是针对历史性作品而言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当代美术的现状。所以我就别寄希望于美术馆新的领导和领导层，能在这些方面更加投入力量。但这可能也不是美术馆一个单位的事情，它也是整个中国艺术界共同需要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过去中国美术馆针对当代艺术的展览实践中，哪些个案或者展览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

范：我们曾经做的蔡国强、展望的个展，艺术研究院做的“建构之维——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包括学院里的画家，从许江到谭平，到苏新平等，都展开了许多研讨问题。这些问题比较鲜明地指向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现实土壤中的发展，也讨论了在全球化的文化态势下，如何更好地运用中国资源、中国智慧与中国资源来进行探索。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特征，我想中国美术馆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就目前整个当代艺术的活跃状况来说，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譬如说缺乏中国当代影像的部分。因为目前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很丰富，不管是摄影还是录像，或者纯粹装置的作品。虽然看上去只是语言、形态的不同，但其实都包含了艺术观念，所以也应该要更多地纳入进来。当然，有时候是碍于空间等硬件的条件未能实现。但是我相信在新的国家美术馆里，在先进的硬件条件支持下，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笔者以为，原本就专注于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范迪安，作为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将视线置于更广泛的艺术讨论中，推动了众多当代艺术家个案的展览梳理，中国美术馆曾展出蔡国强、展望、谭平、苏新平等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个展项目，从文献、创作轨迹等多角度呈现对于当代艺术家的个案梳理。同时，中国美术馆推动的如“新媒体三年展“等品牌展览，更是在媒介划分之下，形成了深入的有效讨论，以展览的形式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更新的讨论，并将成果呈现。

当然，范迪安也曾面对许多质疑，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的批评者，其执掌中国美术馆之时，当代艺术界对于其的期待不言而喻。从89年代艺术大展以来，中国美术馆作为中国艺术生态中的重要机构，当代艺术曾在这里有过重要的现场发声，但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似乎在野成为一种倾向，随着展览空间的不断自生长并成为当代艺术生态的主体。中国美术馆似乎与当代艺术的语境渐行渐远。范迪安表示，他势必要面对一种平衡，在展览关注的比例中，形成多样性的展览形态。回望其馆长之路，范迪安从上任之初就提出，美术馆必须将关注的重心从艺术家转移向公众。同时，随着国家对于美术馆向公共免费开放的政策，中国美术馆从2011年3月2日起正式对社会免费开放，在这一背景下，范迪安将其对于美术馆运营中对“公共性”的重视提升到新的高度。

范迪安也致力于推动中国美术馆新馆建设，选址于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中国美术馆新馆，从规划之初就确定了中国20世纪至今的艺术为主要的关注及研究对象，新馆的规划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美术馆传统空间并不满足当代艺术大型形制作品的展示需求，从建筑空间体量到展区的相对独立性，为国家美术馆进行更好的当代艺术讨论提供可能。从2008年中国美术馆新馆招标开始，对于建筑方案的讨论就从未停止，9月18日，这一长跑式的建筑方案设计终于正式发布，范迪安向中标的设计联合体（法国）让•努维尔事务所和（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颁发了中标通知书。这也算是任期之中的尘埃落定。如今，范迪安正式归回学院。其深厚的当代艺术理论基础，能否为中央美术学院这座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学府注入新的活力？其丰富的策展实践，能否能够更为充分的调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学院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下的中央美术学院，众多重要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积极讨论的同时，参与教学工作，如何将学院教育与当下的艺术发展趋势发生更具前瞻性的关联，以完成更好的为当下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力量。

而在早先的实验艺术学院成立仪式上，吕胜中就曾表示，范迪安为实验艺术系的成立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范迪安早在美院时期，就对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的深入转型提供了支持。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历史上首位当代艺术背景的院长，范迪安将教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何种开拓性的调整，我们共同期待。

(文/朱凡、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