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她毕生的病痛、与贤达名人的情事纠葛，弗里达的生平为小说、电影提供了丰厚素材。相连的浓眉、传统的墨西哥服饰，她的标志性形象被印刻在各色商品上。芝加哥的一场展览则将世人目光引回弗里达的艺术本身。
走进位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五楼的常设展厅，首先与你相遇的将是弗里达•卡罗的数幅自画像，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卡罗标志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其中一幅里，卡罗与一只宠物猴一起出现(Fulang-Chang and I, 1937);在另一幅中，她留着极短的头发并身着男式西服(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 1940)。展厅中还悬挂着贾科梅蒂、胡安•米罗等早期欧洲超现实主义大师的画作，可见卡罗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正如英国《卫报》评论家艾德里安•西勒所写，卡罗的地位似乎来源于外界对她疯狂的个人崇拜，“这使得欣赏她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复杂的事。”
过去的三十年间，卡罗从无名的墨西哥画家变成极受推崇的圣人。她的人生故事——那让她在17岁全身几近粉碎的严重车祸、那段与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动荡的婚姻以及与各种男女间发生的泛滥情史(包括野口勇和托洛茨基等)——这一切为小说、故事片和纪录片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浓眉、辫子、夸张的珠宝配饰以及传统的墨西哥服饰，卡罗的这些标志性形象早已被印刻在糖果、男士领带以及龙舌兰酒上。
而这种“弗里达狂热”实际上冲击着卡罗在艺术圈中的声誉。在2005年时，一位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家就把卡罗的高声望归因于她是一个带有残疾的双性恋墨西哥妇女。而一所美国大学的现代教育研究项目也表明像卡罗这样的特型艺术家正是最被社会所热衷和关注的，而其他背景过于普通的艺术家则会缺乏吸引力。
此时此刻，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展览“挣脱束缚：弗里达•卡罗后的当代艺术”试着重新强调卡罗在艺术方面的贡献，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5日。“卡罗的个人光环已经掩盖她作品的成就，连学术界都不认真对待她。”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朱莉•威德霍姆(Julie Widholm)说。展览通过把卡罗的绘画与各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置，试图让欣赏的重点回到卡罗的艺术成就上。
星光明灭不定
弗里达在世时，她的画作颇受好评(实际上，她还是20世纪第一位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墨西哥艺术家)，但她的声望随着1954年她的去世渐渐淡去。到19世纪60年代，她已经被降级为“艺术史脚注”。
到1970年代末，事情发生了转机。卡罗的艺术成就被重新发掘恰巧碰上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女权主义学者开始关注女性艺术家的作品。1978年，第一届美国艺术家作品回顾展在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卡罗的作品也参加了展出。
至1980年代中期，卡罗又开始受到追捧。墨西哥导演保罗•勒杜克以她的生活为蓝本拍摄了一部故事片。而匿名艺术家团体“游击队女孩”的一位成员则用卡罗的名字作为艺名。最让她名声远扬的或许是那本1983年出版、海登•贺蕾拉所著的书——《弗里达》。
重新认识弗里达
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将卡罗1946年的两幅画与近25年来其他艺术家创作的超过30件作品连接在一起，从而将卡罗的作品置于更广的背景下。卡罗的两幅画作：一幅是《小鹿》，画中卡罗就是一只受伤的小鹿;另一幅作品是《希望之树》，画中描绘了卡罗的双重形象。展览被划分为四个板块，分别代表着卡罗作品中与当代艺术家尤为相关的主题：性别、民族认同、政治斗争、身体。威德霍姆解释道：“卡罗对身体和生育、堕胎、流产这些女性生理经历的理解超越了一般认知。”
卡罗对于很多现代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在卡罗的画中，展现切开并血流不止的身体或者折断外露的脊柱都是表现她身体疼痛的手法，这些画面也最能引起一些艺术家的共鸣，而她极其端庄富有涵养的形象也可以成为当代行为艺术的典范。
玛尼•韦伯是一位洛杉矶艺术家，她经常把自己的照片放进作品中，但这些照片中的她总是带着毫无表情的白色面具。卡罗夺目的个人标志(超过三分之一的卡罗作品是自画像)给韦伯上了一课。“我作品的重点应该是我想象的世界，而不是我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韦伯解释道。
这也是一个让其他艺术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因她对当代穆斯林社会中女性地位探究的梦幻影片而出名。她会定期在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我的作品并不是卡罗那样的自传式作品，”她解释道，“但我发现其实很难让作品远离我身份的投影——一个女人和伊朗人。”
(文/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