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清宫旧藏书画200余件，溯其来源主要为末代皇帝溥仪自清宫移运而出，伪满政权解体后散佚东北，后通过拨交、购买、捐献等渠道转归入馆。
这些藏品绝大多数为《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此次清宫遗珍——“天禄琳琅”“石渠宝笈”典籍书画联展展出其中的12件，其中被乾隆视为珍宝的《宋拓开皇刻兰亭诗序卷》、《元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是首次亮相。
“兰亭诗序”曾备受乾隆珍爱
万历丁酉年(1597)九月，董其昌从江西主试归来，在浙江钱塘，明代戏曲家兼收藏家高濂请董其昌为自己收藏的《兰亭序》开皇本作跋，董其昌在见到这件《兰亭序》拓本后赞叹不已。不仅如此，清代中期，这件经董其昌鉴定的《兰亭序》开皇本被大清皇帝乾隆得到，视为珍宝，并将其著录于皇家书画档案《石渠宝笈》续编之中，名其曰“《隋开皇刻王羲之兰亭诗序》(此卷即《宋拓开皇刻兰亭诗序卷》)”。
被溥仪偷运出宫后在东北散佚
1911年，溥仪逊位，依皇室优待条例，皇帝仍留居紫禁城。1922年后，迫于国内国际形势，溥仪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筹谋。他先命贝勒载涛、载润等，对清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点查，在点查的同时精中选精，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的名义先后将清宫所藏的1200多件历朝名人字画潜移宫外，这一事件亦被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载：“我们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中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溥杰每天放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选精的精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这批由溥仪移运出宫的法书名画辗转于北京醇王府、天津的张园静园等地，后被日本人运往长春伪皇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在东北散佚，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拓开皇刻兰亭诗序卷》即为其中一件。
1950年初，历经颠沛流离的《宋拓开皇刻兰亭诗序卷》与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后调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等一批晋唐宋元时期书画珍品一同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当时称东北博物馆)。
“急就篇”比《千字文》还早500年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据文献记载，为史游奉西汉元帝之命所作。史游，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时官黄门令，因其所作字书卷首以“急就奇觚与众异”起句，便冠以《急就篇》之名。
与《千字文》一样，《急就篇》是中国古代蒙童教典，但它的历史比《千字文》至少要早五个世纪。《急就篇》的出现，是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竟宁元年，即公元前48年至33年间，距今已有约2400年的历史。《急就篇》不仅是蒙童的识字课本，也是书法章程，在汉魏教学习字中尤为盛行，初唐时期仍作为蒙童识字写字的基础课本广泛使用。自唐以后，《急就篇》使用日渐衰微，作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科书，其使用时间长达600多年。
乾隆连买带罚没收藏赵孟頫众多书画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因所居有鸥波亭，人又谓鸥波，湖州(今属浙江)人。生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后入元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
他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绘画上主张“书画同源”，对元代文人画的成熟与风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法上创造“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是开启元代复古风气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元代书坛的扛鼎人物。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全篇以章草写就。章草又称隶草，是隶书草化或兼隶书和草书于一身的一种书体。从形制上看，隶书与草书笔法兼而有之。画有波捺，是为隶。简率连笔，是为草，这是章草的总体特点。从章法上该书字字独立，不似今草字字牵连。笔划特点为在横画上省掉隶书的蚕头却保留了雁尾，字内笔划间有牵丝映带、缠绵连接，笔划的粗细轻重变化较大。章草书体“务简而便”，遵循简省的原则，单字笔划以四到八画居多，十画以上者很少，而楷书以八至十五画为最多，可见章草比晋唐后通行的楷书笔划少。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被列入《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之中。由于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赵孟頫的书画，因而通过臣工进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等方式罗致入内府的赵孟頫书画数量众多，经《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的近300件，这一数量在明代以前的书画家中居第二位。